前几年，温州炒房团到全国各地炒房，全国房市受到影响，房价逐步高升。如今，深圳炒房团也在全国各地行动。一家媒体主编曾多次组织深圳“炒房团”行动，他这么说，“深圳炒房团”和“温州炒房团”还是有着本质区别。他认为，温州炒房团喜欢抱团，垄断性购买，集团式炒房，而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大部分人来自内地，在深圳打拼奋斗后，希望在老家省会城市、中心城市买套房，既是投资，又可以自住，或者给父母住，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比如深圳的四川、湖北、湖南人很多，所以重庆、成都、武汉、长沙成为深圳人内地置业的主要城市，在购房中也以个体为主，分散，每人一般就买一到两套，深圳炒房团还因此得了一个“还乡团”的帽子。

然而，他的这种说法立刻遭到了质疑。

据说，这样的格局也在发生演变。媒体记者做了粗略统计，50余人的团友中重庆籍仅10人左右，比例约为1／5，大部分均来自与重庆甚至四川毫无关联的湖北、安徽、广东及香港等地，他们的目标当然不是买来给父母住或未来返乡居住，只为实现资本增值。

毫无疑问，目前的深圳炒房团已经不是“还乡团”了，而是不折不扣的单纯的为赚钱而来。

我想，从经济学上看，太多的资金都流向某一个行业，肯定是不正常的，房地产业亦如此。股市，本来是需要人炒的，现在却没有过去的一年那么激情四溢。那么，民间的游走资金为什么不用来炒股而投入炒房？ 以炒房热为代表的时代是否到来，给中国股市敲响了怎样的警钟，给中国经济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警报。

首先，必须看到，在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由大股东任意操纵的情况下，中小者对股市不信任心理越来越强烈。与股市上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任意宰割相比，房地产倒显得温和得多。虽然从长远看，炒房过度会市场失控而形成“决堤”，一房地产业决堤，会淹没国民经济的“良田”。不过，明眼人都看到，近几年内，房地产业还不大可能形成这种可怕的局面，中国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在走上规范之前，中小者似乎很难踊跃地回到股市上去。

民众喜欢一味地指责炒房团，深圳炒房团所到之处，如在武汉、重庆、成都等地，遭到一片叫骂。很容易理解，这几个地方的房价这几年也在大幅攀升。应该指出的是，我们批判的只是“不当的炒房”，即盲目的、失去理性的炒房热，而正常的、符合经济法则的炒房不应当一概反对。当年，温州炒房团就让低迷的中国房地产业走向规范和快速发展，也算得上是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所以理由也很简单，资本的天性就是要运动、增值，多余出来的闲钱应该投到其它领域去追名逐利，适当地去成熟的一线城市炒炒房并无太大不妥。炒房能在一定程度上繁荣经济、刺激有效需求，促使人们把本来收得很紧的钱袋放开来。

因而，像很多的学者一样，我也认为，中国目前对炒房不应进行过于严格的狙击，更不应该打击。因为，这毕竟是一种市场化的行为。虽然会产生市场失灵现象，但至少在目前股市不能令中小者放心的情况下，炒房行动是市场规律这只无形之手的一种自发调节。可以假设，如果不出现炒房热，闲置在中小者手中的大量“闲钱”也会找到另外一种宣泄出路。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早就指出过，炒房热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炒房本身，而在于中国股市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圈钱游戏终于走到了尽头，股市的表现令中小者感到心寒，使中国进入了“后炒股时代”。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媒体报道也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媒体报道说，这一轮深圳“游资”大量出走的主因是深圳房价高企，大量“游资”需要寻找出口。深圳媒体操办“深圳炒房团”的负责人许总在重庆的投资座谈会上分析认为，在深圳连宝安、龙岗的房价都已经达到1.8万元／平方米接近两万，有安全保障的投资时机已经过去，在深圳炒房的风险加大，内地不少城市比如重庆、成都、武汉、长沙、南昌甚至昆明，仍属于价格洼地，都是值得投资的区域。

由此看来，炒房团的出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经济现象，给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些重大课题——当前中国房价居高。政府的任务在于采取经济手段和柔性方法，进行适度干预，引导正当的炒房经济行为朝着正常的方向发展，用“有形之手”去弥补“无形之手”的失灵。假如强行采取直接的行政手段对炒房进行狙击和打击，那么就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强行否定和取代，也很难达到既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