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星期七，我与好友在京城一“公馆”洗了个温泉浴，很爽。其间吃自助餐的时候，他问我既然有“七大利空”传言，那么周一的行情如何？我说可能会涨。他问为何，我说主力要忽悠啊，但周二必跌。他又问为什么，我开玩笑说“9.11啊，拉登发话了。”

其实，他并不知道，那时我已给广州日报写了《股市将可能硬着陆》一文，文中已经较详细地分析了中国股市可能面临的所有麻烦；而在此前欢迎一位副行长朋友回京任职的研究生同学聚会上，我已与同学中的金融官员、公墓私募基金经理、保险教授等朋友多空论战了一个晚宴。他们中的多数是乐观甚至充满“豪情”的，但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我说的“空理”需要关注，也就是说，筑顶，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9.11当日是否要跌，而在于内忧外患之下，“跌”很可能已成了中国股市在这个阴历八月的必然选择。因为机构可以藉资金优势挟“金融”于一时，但若机构和“金融”本身已危及了国家民族利益，那么，他们也便只能顺势“回归”，把投机的冲动收敛一些了。更何况，股市楼市以及全球资本市场都已出现了重大危机迹象。

当然，跌，也并非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重复5.30走势。因为如果真的复制了那样的走势，倒没什么可怕的了。但更大的可能却是偶尔“跳水”，然后便祭起“钝刀子割肉”的老办法。否则，机构相残，岂不便宜了前赴后继的散户？

众所周知，中国人是讲究智谋的民族，金融圈又是斗智的旺地，所以即便“撤军”，也是要讲究有条不紊且最后再来个“回马枪”或“伏击战”的。实在不得以“死了诸葛亮”，还极可能会造个“假诸葛”吓一把“司马懿”才好。

但就如今的股市而言，转折已经出现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股市市净率太高，已太多了透支了未来，也不仅仅是因为中国股市法治弱、效率低，投机风潮已堪与当年的日本媲美，更因为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大格局正在逆转，美国次按危机的冲击波正在由虚拟世界波及到实体领域，美国人的钱袋正在收瘪。这意味着，中美贸易也正开始受到冲击，而这样的冲击，甚至比贸易保护主义来得猛烈得多。

我说过，二战以来畅行不衰的“美国模式”正在受到空前考验，其透支全球的恶果正在得到报应。而且，我还激烈批评过“格林斯潘路线”，认为正在他那“语焉不详”的拖延政策，才把麻烦留给了他的继任者。就此，有人批评我不够资格，也不尊重“格老”，但我要说的是，尊重归尊重，然而就“格林斯潘路线”而言，我却是深恶痛绝的（殊不知，正是这位“格老”，为美国近年来的对外战争“联储”了大量“美元炮弹”）。

事实上，“格老”在位时是谨小慎微的，一如现在的中国央行，谨慎有余，魄力不足，在加息、提率、汇率调整等问题上亦步亦趋，这才让人民币升值成了看不到头的预期，其实，央行实行的也极似变相的“格林斯潘路线”。试想，一路升值之下，今日美元兑人民元的买盘价已接近7.50，那么明天呢，是否一口气跌穿7.5从而直奔7甚至6呢？

这是现实威胁，但也是后话。而我们看到的是，在格老退位后，他的真话多了，他首先预言的是美国经济衰退，然后是年底全球股市危机，跟退位前完全换了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在位时要竭力维持在位时的繁荣，所以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鸵鸟战术”，而退位后便不同了，无官一身轻，他才道出了美国经济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