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学家不用写自传，也不用他人作传。每个文学家，将他所有的作品编年结集，就是一个人最真实、最准确的自传。所以文学家从不依靠史笔传世，因为史笔也达不到如此真切而深微的境地。所谓文学不朽，就是指演进到文本与作者的凝融为一的境界，这才是中国人文主义的精髓，人在文前，而不是文在人前。这与西方外在超越型文化下的文学观完全不同。所以中国有诗史观，杜甫与苏轼的诗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录，也是个人人生的全记录。钱穆说：“杜甫、苏轼之诗，凡毕生所遭值之时代，政事治乱，民生利病，社会风习，君臣朋僚，师友交游之死生离合，家人妇子，米盐琐碎，所至山川景物，建筑工艺，玩好服用，不仅可以考作者之性情，而求其歌哭颦笑，饮宴起居，嗜好欢乐，内心之隐，抑且推至其家庭乡里，社会国族，近至人事，远及自然，灿如燎如，无不毕陈，考史问俗，恣所渔猎。故中国文学虽曰尚通方、尚空灵，然实处处着实，处处有边际也。”

中国传统的文学大家，他的文本与人格必是始终如一，珠联璧合，无懈可击，才可称为大家。他的人生不仅要与大群人生合而为一，而且要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才能与中国文化精神中 “以人为本”及“天人合一”思想相映照。这是古典中国的文学大统，然而已被中国当代文学遗忘得一干二净。

我说“文学死了”，就是指西方的那个文学观的死亡。也只有这个文学死了，我们古典中国的文学大统才有可能被重建，那才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情怀与中国精神茁壮成长的文学空间。我期待这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