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察四库全书中的经史子集，我们会发现，经史子三部所收文本均有社会实用功能。六经皆史，史就是一种政治文件，即便《诗经》也是如此，雅、颂本来就是用于政治场合的，而风所颂扬讽喻的，也大多有政治指向。史是一种历史记载，子是思想著述。只有集收录了一些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作品，但大多也是议论、考据、与日常应用的文字。集中所收的《离骚》可以说是纯文学了，但它的创作动机仍为政治。《昭明文选》作为中国较早的一部文学总集，将诗文分为了三十一类，除了诗与赋外，所收文章也多为实用文本。

到清代的姚鼐，他所编的《古文辞类纂》，将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共十三类，这是他对中国文学史的一大贡献。从这十三种分类，我们就能看出中国文学对实用文本的尊重，中国文学的理想境界并不期望所创造的文本的辉煌，对文本的想象性、整体性与审美性也没有像西方文学那样看得过高。所以中国作家不会像西方作家那样，站在人生之外，对世间作旁观式观察，更不会远离现实，进行所谓的想象性写作，这些都不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主流。

中国文学强调的是作家对自己的日常生活的个人体味，而这种体味又要融贯整体文化精神的崇高向往，有了内心这种长期的修练与陶治，即便是抒写笔记公文、应酬酢和的文字，也能让读者从其文字间感受到作者理想人生的全真境界。只有当文本的审美性、作家人格与整体文化精神三位一体，融而为一时，才能成就中国文学的最高理想。所以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祭十二郎文》虽为实用性文本，但因为有了真天真地的大性情，而成为一代名文。韩愈说：“我非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中国文学就是这样与作家的人生境界连在了一起。人们读文，更多地是为了读人。

这种对实用文本的尊重，是一种直见性命的尊重，这是对文章的大信，也是对人世的大信，更是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大信。原来中国的文学之道，就藏在“用”字中，所以它知有知无，所以它有情有义，所以它晓事知礼。钱穆先生对此作过最好的总结：“故中国文学之成家，不仅在其文学之技巧与风格，而更要者，在此作家个人之生活陶治与心情感映。作家不因于作品而伟大，乃是作品因于此作家而崇高也。中国文化精神，端在其人文主义，而中国传统之人文主义，乃主由每一个人之真修实践中表达出人生之全部最高真理。故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故非了解中国文化之真精神，将不能了解一中国文学家。”

五、所谓文学不朽，就是达到文本与作者凝融为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