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态度异常坚决外，大约他又犯了老毛病，说话有点没上没下，终于把唐肃宗弄火了，下令审讯杜甫。这次是宰相和御史出面求情，大意是杜甫说话虽然没分寸，但也算尽职尽责，杜甫这才免了刑罚之灾。

而侥幸逃过一劫后的杜甫居然还不见好就收，再次上疏为房琯的事情喋喋不休，很有点不知死活的劲头。这种不屈不挠的脾气和唐朝初年的名臣魏征非常相似，不达目的决不收手。但魏征风云际会、恰逢明主，遇到了唐太宗这样千古少见的头脑清楚的皇帝，才成就了一代谏臣的名声。纵然如此，唐太宗还经常被气得嚷嚷，要杀了这个不知进退的家伙。

杜甫碰到的唐肃宗可就没那么明白了，从此就不怎么搭理杜甫，不久更找了个借口远远地把他打发了事。在严武手下当差时，杜甫还是旧习不改。杜甫和严武幕府的同僚不和，干了一段就不耐烦了，请求严武批准辞职。严武没有答应，杜甫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报告申请。碰上这样的倔脾气，严武大概也被磨得受不了，只能让杜甫回草堂当平民去了。

这个事件看来是杜甫一生的一个转折。从在唐肃宗中央政府的积极进取，到在严武地方政府的消极请辞，杜甫从政的热情似乎消退了。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对国乱民困的忧虑始终如一。

生存：一半饿死一半撑死

政治上不得志是一种不幸，但杜甫悲惨境遇的根源是他生活的潦倒，他后半生最大的敌人竟然是饥饿。

初到长安不久，父亲去世使杜甫失去了经济来源，很快生活就陷于困窘。他曾采草药出售以糊口，曾经去买救济灾民而低价出售的粮食。但这些都救不了穷，十来天没米下锅的情形也不少见，他不得不奔走于豪门和亲友之间，乞求一点援助。

杜甫在长安有一个晚辈，为了蹭一顿饭，杜甫时时到那里走动。这个晚辈混得也一般，杜甫去的多了，他虽然表面上不便说什么，给人气受的事情难免做点出来。偶尔运气好了，有人同情杜甫的处境，热情招待他一次，就足以让杜甫感激不尽了。

这种生活状态，杜甫在长安坚持了10年。等杜甫弄到一个小官的职位时，已经有点太晚了。他上任不久回家探亲，进门听到的是小儿子活活饿死的噩耗。一代“诗圣”流落到这步惨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原来不只是眼见，还是切身之痛。

安史之乱时，“饿”依然是杜甫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流离失所的岁月里，他拾过橡栗、挖过野芋，辗转挣扎到四川时，已经一身是病。在杜甫的诗中，流露出对贫苦民众那么真切的同情哀怜，又何尝不是他本人的付出太过沉重了。

杜甫的死也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过度而辞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