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当哈佛商学院从一万多份申请信中遴选出700多人时，创下了一个历史记录：91%的人曾在二战中服役，70%是军官。在《哈佛商学院1949届》中，商业历史作家大卫·卡拉汉凭借生动翔实的资料，透过各种视角，为我们刻画出一代商业精英的人生轨迹。

　　时代弄潮儿

　　综观现代商业史，几乎没有哪一个群体如此成功：在走出校门10年之际就进入各大公司的高层，并开始用自己的智慧改变社会生活。回忆起这段经历，大多数人把成功的首要因素归结为时代机遇。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艾森豪威尔时期的高速增长为年轻人提供了大展拳脚的机会。而“1949一代”的成功典型，是那些敏锐地把握住新经济所带来的机会的人。他们中有把沉闷的百货店变成零售业巨头的特劳伯；有不惜斥巨资研发新型“施乐”复印机，立志推动信息时代革命的麦克科洛；有“红杉”基金的创立者卢恩；以及专注于新型材料研发，为美国军工业生产整流器的Unitrode公司CEO伯尔曼。他们既是商业帝国的缔造者，也是某种观念的奠基人。例如，麦克科洛就以持续的热情勾画出“办公室革命”的未来蓝图，而卢恩则三十年如一日地恪守“价值投资”的原则，被誉为华尔街的“圣贤”。他们为后来者的商业眼光拓展了想象空间。

　　哈佛教诲

　　在哈佛商学院，受到推崇的是务实的风格、细致严谨的分析以及根据逻辑做决策。这种实用主义的风格体系曾在二战中大放光彩：1943年，在商学院教授麦克纳马拉的支持下，“哈佛方法”成功完成了管理生产23万架新军用飞机这项艰巨任务。

　　在哈佛，案例分析成为学员接触真实世界、学习如何处理问题的主要途径。像乔治·多里克这样的杰出教授坚持的是一种现实主义世界观，“有创造性的人有的只是思想，睿智的人可将它们变得现实”。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了大多数学生，使他们的行事风格有别于那种90年代以后常见于华尔街的赌徒心态、贪婪和不择手段。

　　努力工作、忠诚、耐心和谦逊，这些49届毕业生一致认同的价值，也是哈佛在商学院教育所灌输的信条。MBA教程大纲要求教育能够促进“对道德因素的理解”，以及“社会哲学与经济哲学的结合”。这些教诲强化了学员对于主流商业社会的信任，使得年轻的未来社会精英对传统价值更具认同感。

　　传统价值

　　“1949一代”所坚守的价值观，部分地来自于他们所受的传统教育，以及在战争中形成的责任观念。他们就像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及的那些早期资本家：吃苦耐劳，恪守传统，坚持理想。大多数人超过七十五岁时仍在工作：除了公司决策外，更多人加入到慈善事业kk博物馆、医院和妇女解放组织中。在商业价值至上的“丰裕社会”，他们是不同凡响的梦想家，是为社会承担道义责任的理想主义者。

　　这种理想主义价值观，和年轻一代形成不小反差。用作者的话说，新兴的“雅皮士文化”奉行“获胜，大获全胜”。奉献、忠诚和回馈的传统价值日渐式微。再接下去，我们看到安然(Enron)、世通(WorldCom)和泰科电子(Tyco)的轰然倒塌。卡拉汉注意到，“1949一代”的个人财富与他们的贡献不成比例：《福布斯》杂志世界富豪榜上，只有通用动力的总裁莱斯特·克朗因为继承家族产业而进入400强。更多人把工作当作一种“天职”，个人财富只是为企业和社会创造价值后的附加品。曾任“施乐”公司总裁的彼得·麦克科洛说，“建立一个让你引以为豪的公司比赚钱更为重要，我们所在乎的不是聚敛财富或兴建豪宅”。

　　多重秉性

　　49届毕业生身上有讲不完的故事。比如，一个关于传媒大亨墨菲的故事是这样的：他与几位49届同窗在乡村俱乐部度假，正换好了衣服准备打网球。墨菲在发球线上突然停下，看着周边一切问道，“这就是来自布鲁克林的小汤姆·墨菲吗？”

　　的确，这些MBA学员大多来自普通人家，经历过“大萧条”的考验，因而更刻苦，更勤奋。战争使他们成熟，教他们热爱生活。博克喜欢说“我们学会了冒险”，而汤姆·墨菲的口头禅是“没有所谓的问题，有的只是机遇”。这种创造性的冒险就像战场上的火并kk只有智慧和勇气兼备的人才能生存下来。要知道，麦克科洛投资9000多万美金，研发出来的复印机售价高达3万美金，而当时的普通复印机仅售200美金。而事实是，麦克科洛赢得了营销战的胜利，施乐活了下来。

　　这听上去像是神话。然而担风险是为了更大的回报；冒险不是盲目。作为一场残酷战争的幸存者，“1949一代”用他们的成功告诉我们，战略上的冒险和战术上的稳健可以并存。商业竞争没有定式可循，唯有为客户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才是企业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