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作家韦尔斯的《世界史纲》、美国历史学家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文明的故事》在世界范围内畅销，这种通俗的历史写法和创作深为读者喜爱不已，虽然他们的写作难以逃脱欧美文明中心论和基督教文明中心论。晚清以降，闭关锁国的中国被世界列强的枪炮打开国门，开始了遭受侵略和被动挨打的局面。一代代中国学人在自我怀疑和思考中焦虑不安，中国到底为何沦落到这种地步？要认清我们的现在，就要了解我们的过去，进而溯本追源，甚至要把中国置于世界的发展进程当中进行考察。

　　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说，“中国通史的写作，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例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何炳松先生更是新史学一代大家，他完成了梁启超先生的终生宿愿———世界通史的写作。这两部书均来源于民国时期上海复兴中学的教材———《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和《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这是民国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历史教科书，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印行数十次，为学生和读者所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