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没什么，我只是想熟悉熟悉我的实验室……三十年没亲手做过实验了……”A教授不大自在地解释道，竟略有些脸红。
我心中暗道好险，幸好昨天刚收拾过实验台，没让老板看见那一片狼藉。寒暄过后我们各做各的事，但我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A教授那里。快七十的老头了，操作起仪器来仍旧那样干练而精准，让人不得不叹服。
十点半，A教授前脚走，G后脚进了实验室，手里拿着一叠谱图。
“你小子准是看上核磁室那个红头发小实验员了，打个氢谱都能打一上午。这回傻了吧，老板刚来过，你可是被逮了个正着。”其实刚才A教授只字未问G的去向，我只是想逗逗他。
G气定神闲地刷着核磁管：“少吓唬我了。咱都快毕业的人了，还怕老板查岗么？”
旋蒸仪稳定地运转着，我闲来无事，和G聊着上午老板的反常表现。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猜透，究竟是什么任务，竟让在药物合成界堪称泰斗级人物的A教授在三十年后重新披挂上阵？
几天后，还是从小C口中套出了蛛丝马迹：A教授刚刚接手了一项绝密的课题，其挑战性与重要性，从到帐的天文数字上即可见一斑——五千万美元，还只是课题启动经费的一部分。
而课题的具体内容，连老板最亲信的小C也没有得到任何暗示。不得以，我只好使出了不太光彩的手段，让a去打探。但几天后，a摇摇头说：“老爸本来就很少跟我说实验室的事，这次更是守口如瓶。只知道是军方的任务”
后来还是小C的朋友，做分析的U给我们提供了第一条线索：从那天A教授扔掉的手套上检出了痕量的蛋白质，其氨基酸序列类似一种致命的朊病毒。
我和G同时脱口而出：“生化武器。”
那个年代，“个性化药物”还处于从理论概念走向现实应用的起步阶段。但已经有人想到，既然治病的药可以有个体特异性，那么致死的药也可以。再推而广之，可能有个体特异性，也就可能有种族特异性。也就是说，或许可以设计出一种毒物，只对某一种族的人生效。用在战争中，这样的毒药制成的生化武器可以将一国军民赶尽杀绝，而另一国毫发无损。这，就是A教授接手的新课题的目标。
只是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将枪口瞄准自己的同胞。
几亿美元，而已。根本不是灵魂应有的标价。
所以，我坚信，A教授该遭天谴。
这一切，都是在A教授死后，我和G从他电脑硬盘里的文件中了解到的。我们不敢信任任何其他人，完全靠自学成了密码破解和数据恢复的高手。
我对基因组学的了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恶补了一通遗传和分子生物学后，我终于大致读懂了那个题名为“目标序列”的文件：原来A教授致力于研发的这款高杀伤力高精度的病毒武器，是针对汉族人的特征基因的。
那个深夜，A教授独自在实验室中工作时死在了超净工作台前，死于他亲手合成的剧毒性蛋白质。
“你去安慰安慰a吧。”我无力地央求着G，“我实在不知跟她说什么好。”
“莫名其妙。a是无辜的。”这只是他的托辞，G其实也很为难。
但是柔若无骨的a却表现出了反常的坚强和冷静。她面无表情地听我们讲完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当然也只是我们推测的版本——然后若有所思地问：“你们不觉得奇怪么？我爸也是汉族人，他怎么会去开发一种会杀死自己的武器？”
G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会儿，我则认为这事毫不奇怪。毕竟那笔经费的数目太过诱人。或许A侥幸地认为，只要自己小心防范，就可以在刀尖上跳出完美的舞步。
（六）
两个月后，发生了震惊世界的H家族死亡案。这个庞大的华人家族经验着数家跨国企业，垄断了大半个世界的服装加工业。
而在四个星期内，H家族散布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子子孙孙相继死亡。束手无策的医生只能说，这是一种潜伏在家族基因中的致命疾病，因为某种未知的原因同时发作，导致了灭门惨剧。
我心满意足地合上报纸。想来我的委托人，H家族在商战中的死对头，应该和我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对我来说大笔的酬金还是次要的，尽管在A教授死后我没有了收入来源，的确需要捞些外快。但更让我欣喜的是我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事实的肯定——对一个做合成的人来说，再没有什么比看到自己手造的分子乖乖地体现出预定的性质更令人振奋的了。
我的历任老板都在推荐信上夸我学习能力极强，能在短时间内掌握陌生的知识，迅速学以致用举一反三。我的成就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只用了短短两个月，我就完成了A教授做了半年才开了个头的工作。按照他的思路，这种朊病毒的肽链分为两个结构域，一个识别特定的核酸序列，另一个发挥毒性。教授生前完成的部分只是非特异的毒性结构域，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而我不但合成了整个有活性的蛋白质，而且实现了比人种特异性更为精确的家族特异性、甚至个体特异性识别。
惟一的遗憾是，这样精彩的成果却没有发表的机会，无人会公开为它喝彩。但后来我渐渐习惯了这样的“默默无闻”，也明白了什么SCI，什么Nature Science，甚至什么Nobel，绝大多数的paper都是一堆废纸。那些说起来天花乱坠的理论、假说、模型、方法，与我那些立竿见影的研究成果相比，算个屁。屁也不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