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了进一步说明结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作者还利用社会组织理论分析了行动的两种逻辑与结构——行为体的关系。“适当性逻辑”由社会结构驱动，社会结构的规范和规则控制所要考虑和采取的行动，它是从不同的行为体中预测系统的行为，因为规范可以对不同的行为体提出同样的要求。“推论逻辑”由行为体驱动，追求效用最大化，规范、规则和惯例只不过是这一过程的产物。这种逻辑是从不同的行为体中预测不同的行为。两种逻辑对国家的行为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只分析某一方面是不全面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仅仅从推论的逻辑来理解国家行为，这是不完整的。所以，作者认为自己的分析不是取代他们的分析，而是弥补他们的分析。这是从另一个角度透视国家行为，它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国家行为画面。

本书中文本译者袁正清认为，玛莎-费丽莫与Wendt的国家中心色彩较浓的建构主义不同，作者从国际组织这一具体的角度来揭示社会结构对国家的影响。书中的三个案例描述了新的偏好在国际组织中借以建构的过程，从经验上证实社会规范影响了行为。规范不仅仅调节行为，而且构成和重塑行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家科学科层组织的创立这一案例考察了科学科层组织在一些国家创立的过程，认为需求驱动的解释是不充分的。采用新制度的驱动力是规范性的，而不是功能需要。国际红十字案例分析了战争的行为，认为战争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制度，涉及到一些最根本的道德和良知问题。战争的规则在不断变化，其背后就渗透着规范和社会结构的因素。仅仅依靠利益概念是无法解释国家对《日内瓦公约》的行为的。世界银行案例展示了发展观念的变化过程，发展目标的转变不是国家范围内国内政治变化的结果，而是国际上对规范和发展的认识发生变化的结果。世界银行在这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本书的结论部分进一步阐明了国际社会的性质，指出国际社会生活将通过三个基本的规范因素来组织，即科层组织、市场、人的平等，并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国际社会规范可以产生相同的结构，促使人民和国家作出相同的行为，但其内容不会完全一致。偶然的、地区变化的结果可以逐渐国际化和制度化，成为全球规范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国家的特定形式都是国际和地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者在比较了建构主义与社会制度主义、国际法、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之后，得出结论：社会实在和物质实在一样，同样影响了行为。理解国家利益需要我们把目光转向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