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翻看了一下《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这本书看似单薄，实则内容丰富，论述脉络清晰，方法论与实证案例能有机结合，使读者目睹之后有个清晰而又不乏深刻的印象。

我们知道，冷战的结束激发了国际政治学者的新一轮探索，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进入到一个立体化和多元化深度扩展时期，原有的命题、概念等都受到了质疑和考量，国家利益自然也是备受审视的对象之一。本书作者玛莎-费丽莫在这篇幅不长的著作中，以独特的视角、鲜明的观点、实证的考察和理论的反思，脉络分明地为我们展示了剖析国家利益的轨迹，提供了一个分析国际利益的新视角——社会学的视角。德国慕尼黑大学Friedrich Kratochwil对本书作了高度评价：“方法论和经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典范。”

作者认为“这是一本关于说服的书。”本书一开始就假设，国际政治学主要是定义国家利益，而不是为国家利益作辩护。它探讨了国际组织说服国家去评价新目标，构筑国家利益新概念的方式。不过，从事说服的人并不只是政客和国际官僚。政治科学家彼此之间也努力说服，使对方（偶尔是政策制定者）相信某些理论优于其他的理论，某些问题是最重要的，政治过程应该以某种方式来理解。本书直接涉及这些争论。它力图使国际关系学者相信国家利益这一国际关系的最基本概念不能被看成是一目了然和固定不变的。国家利益的概念是变化的，其变化的原因常常与权力分布的任何客观物质评价无关。要理解政治，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些变化发生的方式和原因。

作者在写作此书的时候，美国国际关系学的主流理论是利用微观经济学作为其理论的洞察力和说服力。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把国家看成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把效用或利益看成是固定的。他们认为国家偏好是没有疑问的，对研究者而言是清楚的，而且国家偏好的来源在国内，偏好是国家固有的，它可以从国家的客观条件和物质状况中推导出来，是国内政治活动的结果。对他们而言，有三件东西是相同的，即相关的行为体，行为体的能力和他们的偏好。他们把国家行动解释为相关的行为体使用他们的能力去寻求先定偏好的结果。而作者对此表示了深刻的质疑，利用社会学，特别是这一学科中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对此给予批评。社会学理论强调诸如国家此类行为体的利益是通过社会互动建构的，因而，它们主要由国家“嵌入”的社会和制度背景塑造。国家部分是通过与他者——其他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来理解利益，它们说服国家相信某个新目标的价值或善意。因而，她与现实主义者的争论不是关于权力的争论。她实际上是同意这种观点的：权力是重要的，力量强大的行为体在世界政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得到了它们所需要的东西。作者向现实主义者提出的问题是：国家利用它们的权力去追求什么目标？不理解国家如何知其所需，以及它们将利用权力将做什么，现实主义就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然而，她对国家如何知其所需的考察表明：权力并不像现实主义所宣称的那样总是在世界中起作用。像国际组织和市民社会组织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能够通过操纵观念、规范和价值而不是枪炮和金钱而变得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