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他们开始这一研究计划以来，事态的发展虽然证实了他们最初的印象。两大集团体系已没有多少意义了。一体化和分离化这两个相伴随的进程正一往无前地发展。主权问题继续主导着大众的和学者的政治理论。时间的流逝强化了他们最初的判断，即在这项研究中他们选择进行讨论的问题是重要的。不幸的是它也已一种相当残酷的方式证明了我们从事的项目的规模。

作者认为，新的概念必须将有关生产的组织和技术基础以及共同体不断变化的文化和政治因素转变为理论术语。如果国际一体化与国内碎片化相一致，并起着促进作用，那么我们对世界体系的分析必须去揭示一个比国家体系或“世界体系”所提出的多元主义更广泛、更复杂的多元主义。在一个使国家社会碎片化的时代，概念结构必须探讨主权意志所宣称的一致性和凝聚力，探讨预想不到但却很实际的方法，即国家可能同样对国际一体化和国内碎片化起到推动作用，这与传统国家中心理论的假设恰恰相反。

因此，核心问题不是政治实体的形式或大小，甚至不是它们的边界划分，而是边界的实际意义，是政治范围的性质。关键是对物质和社会空间进行重新解释。社会的特殊定位，以及社会与其他方面的关系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而在想象中的世界，空间则是被主权国家排他性地占用和控制，这种概念工具的效用是令人怀疑的。对当代世界一种更有用的表述将包容各种空间形式，不只是国家空间，还包括地方、地区和全球空间，也有职能空间。但自相矛盾的是，也出现了空间意识不断扩大的趋势，甚至出现了依附于空间的其他层次或世界范围的意识。尽管受现代生活物质条件的影响，但与全球空间的结合并不完全来自物质方面。其根源也有规范性，表现在大量哲学、文化和宗教传统中，所有这些以不同形式表述了一种观点：人类是一个原始的道德共同体。这里作者并不否认阶级、国家和共同体的划分，但认为多样的、合法的分离要求必然与世界道德要求冲突，因而必须将它们相互协调起来，必须考虑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空间，考虑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模式。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领土国家仍将继续作为有影响力的制度，但有没有主权将不再是它结构或行为方式的明确特征。在我们熟悉的国家与世界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关系之间，以及在我们不太熟悉的市场与市民社会（私有或公有）二元关系之间，慢慢出现一种三角关系。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一个新的、不固定的碎片化和一体化模式，它不轻易服从于主权理论，主权理论的术语也不容易解释它。

国家更像是一个斗争的载体，而不是一个主权的载体。但这并不是说国家将成为社会冲突中一个消极或中立的机构。国家行为可能是支持体系的或是反体系的力量，这取决于那些占有国家全力者的利益，取决于国家、市民社会及国际劳动力分工之间的结构关系。但是，即便在与特殊利益和力量站在一起时，国家也趋向成为一个国内斗争国际化和国际斗争地方化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