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这个暗号的创意可能是被害人在很久以前就想好的；第二，也许就这么巧，《羊脂球》恰恰在她手边；第三，也许董玫把书抓得太紧，凶手取不下来。”话虽然是这么说，我内心深处已经同意了袁横波的看法：这个所谓的“羊脂球之谜”，其实是真凶嫁祸的毒计。
“如果一个观点需要太多的‘巧合’、‘可能’、‘也许’才能成立的话，那它也许其实是不能成立的。”袁横波停顿了一下，脸上浮现出的一丝微笑迅速凝固了起来，转而以凝重的表情说道，“刚刚陈局长向你介绍案情，却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一个我一时还想不通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了这个问题，整件案子都无法解释得了。”
“什么问题？说来听听。”我急于要解决这个袁横波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好挽回我刚才上当受骗所丢掉的面子。
“问题就是，凶手是怎样离开的？”
“凶手是怎样离开的？他不就是拿了董玫的图书证，大摇大摆地从门口走出去的吗？”
“那凶手是怎样进来的呢？”
“袁横波，你疯了吗？他不就是出示了自己的图书证，正大光明地从外面走进来的吗？”
“说得好。换句话说，凶手进阅览室出示的是一张图书证——倒不一定是他自己的，离开阅览室时出示了另一张图书证——董玫的；那么，在图书馆的电脑上就应该有两条记录。不，是一条完整的董玫的记录和半条凶手的记录——不完整的，只有入的时间，没有出的时间的记录。然而事实是，并没有这样的记录留下——如果有这样特殊的记录，工作人员和警方早就发现了。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我的大脑在一瞬间变成空白。我茫然地望向窗外，那儿的夜色就像笼罩在这个案子上的层层黑幕一样地深沉。
“窗户，”我突然惊叫道，“我知道我们错在什么地方了。凶手是从大门离开的，我们就想当然地以为凶手也是从大门进来的。其实不然：凶手是从窗子爬进来的。凶手根本没有使用图书证，这就是电脑上没有他的图书证记录的原因。”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又得从头再来了。图书馆关门以前，窗户都是开着的，任何人都可以从外面翻进来，杀了董玫之后，再拿着她的图书证从大门离开。不可能杀人的，只有电脑记录里从大门进来，案发时间里待在阅览室的人。妈的，这不是全都颠倒过来了吗？”陈局长忍不住骂道。
“还有一种可能，”我的想象力只要驰骋开去，便一发不可收拾，“凶手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如果他是凶手的话，电脑记录的问题就根本不成其为问题了。”
“不可能，”陈局长断然否认道，“我们调查过，案发当晚在‘中文图书阅览室’轮值的那个人，已经在图书馆工作了十多年了，为人可靠，工作勤奋，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他实在没有理由要杀董玫！”
“说不定他和死者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总之，这是一条不能忽视的线索。你说是不是，袁横波？咦，袁横波，你怎么了？”
我突然想起袁横波好久没有说话了，便向他那儿望了一眼。只见他把脑袋埋在双膝间，两手抱着头，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没什么，没什么。”他含糊不清地回答道。
“他可能想到了什么关键的地方。”陈局长显然已经不是头一次看到袁横波如此举动了。他说：“现在我们就等着看看他有什么发现吧。”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袁横波终于抬起了头，他脸上迷惑不解的神情一扫而空，两眼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陈局长，我可以向那位工作人员问几个问题吗？”
“怎么，你也怀疑他吗？”
“不，不，我只是想向他求证一些事。”
没过一会儿，那个工作人员就被请了过来。袁横波把他叫到旁边，和他一起嘀咕了好一阵子。当他走回来的时候，显得神采飞扬，信心十足，看来是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我想，我终于了解了这件案子的全部真相。我知道凶手是谁，他的作案手法我也完全明白了。”袁横波开始了他的讲解。
我们都没说话，静静地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在这件案子的侦破过程中，我向自己提出了三个问题。问题之一，死者手中的《羊脂球》有什么含义？问题之二，为什么没有留下凶手的那半条记录？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已经做出了解答；对于第二个问题，秦宜雪提出了两种推测。但是还有第三个问题。前两个问题可以说是技术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却是心理因素的问题。”
“早在我刚刚听说这件案子，还没有被陈局长请来参与调查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了这个疑问：凶手的行动异乎寻常的大胆和有恃无恐，这是为什么？要知道，凶手是当着百来个人的面在杀人行凶啊！虽然书架的位置在阅览室里比较偏僻，但要是在行凶时，偶然地有人走到那儿怎么办？要是被害人出声呼救怎么办？太危险了！这场凶杀要成功必须依赖的不可测的因素太多了，我很难相信凶手竟敢置如此多的危险于不顾。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不相信凶手会从窗户外翻进来杀人。因为那样的话，凶手必须在晚上8时之前爬上图书馆的二楼。6月份的那个时候，天还不算太黑，路上还有许多的行人，再加上阅览室里可能有人正从窗户里往外望，凶手想逃过这么多眼睛的监视完成他的人任务，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