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来，董玫是在离开图书馆回去的路上遇害，然后在深夜里被凶手移尸到图书馆的啰？”我感到十分的意外。因为这样一来，我事前的推测就不能成立了。　

　　“开始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但不久我们就否定了这种可能。一来图书馆在晚间，门窗都是锁好的，我们调查之后又没有发现外部强行闯入的痕迹，那么移尸者怎么能够进得了阅览室呢？而且还有一个决定性的证明：经过法医解剖，专家把董玫的死亡时间确定为6月9日晚6时至8时之间……”　

　　“可是你刚刚才说过，董玫9点10分的时候活生生地从图书馆里走出去了。”　

　　“要解释这一点，就必须说到你们这个图书馆的规矩：读者在进出阅览室的时候，都要出示图书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会用电脑记录下图书证的号码和持证人进入、离开阅览室的时间。我们查了案发当晚的电脑记录，董玫名下的记录是6点进入，9时10分离开；但是我们知道9点10分离开的人不可能是董玫——这点有法医的报告为证——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凶手杀了董玫之后，顺手牵羊地拿走了她的图书证并在阅览室门口出示了那张图书证。他这么做，大概是要蒙蔽警方的视线吧。”陈局长不无得意的说，“可惜的是，他没有想到，警方的刑侦技术已经能把死亡时间推算得如此精确了。”　

　　“好了好了，别自卖自夸了，”我抢着说道，“既然已经确定了董玫的遇害时间和地点，那么凶手也就是这段时间里在阅览室的一个人。这样一来，破案的范围已经大大缩小了。电脑对所有的人又有着明确的记录。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是久久不能破案呢？”　

　　“你说得容易。‘中文图书阅览室’是这个图书馆里最大的阅览室，那段时间内在阅览室的人也有百人之多，其中每一个都可能是凶手。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盘问了许多当时在场的人员。但是他们的言辞里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也没有人留意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不错，你们可能确实工作得很努力，然而我不得不说你们的很多工作都是徒劳的。还好凶案是发生在图书馆里，要是董玫死在校园的大街上，你们岂不是要把学校里的几万人都当成嫌疑犯？学生、老师甚至民工都要排查一遍？就我看来，本案的凶手一定是董玫的熟人；阅览室里其他许多不相干的人都可以排除掉嘛！剩下来的既在凶案现场，又和董玫相识的人恐怕就不是很多了吧？”　

　　“这些人当然是我们调查的重点人物。他们一共只有四个。但是你也不能否认这样一种情况，”陈局长说，“在案发现场，可能还有其实认识董玫但我们并不知道他认识董玫的人存在。他自己当然更不会承认。比如说，董玫可能有一个秘密的情人，他因为某种理由想杀董玫；或者是这个人另有一个情人，这个她也有可能要杀掉董玫这个情敌，而当时在场的人，都有可能是这个他或她。”　

　　“不管怎么说，那四个人的嫌疑是最大的。”　

　　“我问过他们，他们都说那天晚上没有见过董玫，看他们的态度，应该说的是实话。”　

　　“这样吧，请你先把那四个嫌疑人的图书证号码告诉我，我想确定一件事。”　

　　很快，一张记载有那四个人图书证号码的单子到了我的手里，我把这张单子快速地浏览了一下，果然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　

　　“一切谜底都揭开了，我知道凶手是谁，而且我还掌握了决定性的证据。”我胸有成竹地说。　

　　“什么，你知道谁是凶手？”　

　　“当然，凶手就是他，”我指了指单子上的一个名字，“关乾，图书证号码是61011。”　

　　“这跟图书证号码有什么关系？”　

　　“你还不明白吗？其实董玫早就告诉了我们谁是凶手。关键就在她临死时还紧紧抓着的那本书上。”　

　　“《羊脂球》？图书证号码？这两者能有什么关联？”　

　　“羊字6画，脂字10画，球字11画；连起来就是61011。”说话的不是我，而是一直在旁边默默听着的袁横波。　

　　“横波，你早就解开这暗号了吗？为什么你早不告诉我？陈局长跳起来叫道。　

　　“我不把这个暗号的含义说出来，是因为这并没有任何意义。这只不过是凶手玩的把戏而已。秦宜雪同学，你真的以为‘61011’是死者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吗？”　

　　“难道不是吗？”　

　　“好，我想请问你，你是否能说出你最熟识的一个同学的图书证号码是多少呢？”　

　　“这个……”我实在说不出。因为这是我所未曾留意过的。　

　　“你说不出来，这不能怪你不够细心，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他是不会去留意别人的图书证号码的，即使那个人和他非常的熟。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董玫怎么就知道凶手的图书证号码呢？”　

　　“也许董玫是在凶手行凶时，看到他携带的图书证了。”　

　　“我还有三个理由可以证明我的论点。第一，用汉字的笔画来表示阿拉伯数字，这样一个有创意的暗号，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想得出来吧？第二，怎么可能这么巧，在她被袭的时候，身边刚好有一本书的书名符合她的要求呢？第三，凶手行凶后，还有时间在被害人身上找图书证，他又怎么会让那本暴露秘密的书留下来呢？即使他不知道书的含义，出于保险的考虑，他也会把它取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