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已经看到社会发展的大势，需要更多的人来对整个社会的经济问题做个基本的解释和分析，让民众对社会现实的变化有更多的了解。通过比较通俗的语言和大众化的方式来普及经济学，对经济现象做一些解释，我觉得很有意义。现在，我发现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

刚开始是一个月写两三篇，后来一个星期写一篇，越写越多，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到现在10年了，现在天天写，学术也做，目的是为经济评论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框架。

最困难、也让我刻骨铭心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我父亲被打成“黑五类”。我父亲是老革命、离休干部，最初工资很高，后来被揪出来，工资停发，赶回农村，我们所有家具就是三个板车，弟弟妹妹坐在板车上，我自己走，走了20多里路。到了老家，亲戚也不理我们了，但村民还是送菜过来，接济我们。一家七八口就只剩下10元钱。在农村的第一个月就是靠村民一点一点接济生活过来的。后来我就跟着别人学种地，那是我最黑暗的时候。

另外一个蛮重要的转折点应该是考上大学。父母被打成“黑五类”后，我就停止上学，小学毕业就跟着父亲回到农村，不久就参加了工作。但我喜欢读书，在乡下那一年多，把《毛泽东选集》背得特别熟。工作这10多年，也一直不停地看书，那时候全地区会计比赛，我得第二名。感觉自己记忆力特别好，别人用算盘打，我用脑子算，比别人快。78年我弟弟考上大学，我也想考，一看考题，觉得自己数学不行，我想那就不考重点了，考个一般大学，我花了一年多时间，把中学课程学了一遍，没有参加过一个补习班，没有上过一次补习课，考前没有做过一张卷子，就这么考上了，华师大是第一志愿。上大学就开始了读书生涯，跟过去的生活告别了。

本报记者：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理想中的事业吗？

易宪容：我觉得比较满意。我选择了这样的一种做学问、读书、处理家务事的生活方式。有时候夫人在国外，我自己带小孩，很辛苦，但也没什么，等她睡觉了，我就看书，已经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只不过在不同情况下，要把握住如何处理好家务事和工作。

本报记者：我看到一个数字，说你每天要写七八篇文章，而且涉及不同方面，你的灵感从哪里来？每天的时间怎么安排？

易宪容：七八篇有点夸张，一般是两三篇吧。我一般情况下一两个小时就写好一篇文章，只要选题定了，灵感随时在脑子里。看见一个现象，我立刻就可以做一个自己的解释和分析，根本不要现找资料。现在发生很多事，我即使不看报纸，也都知道，因为有记者采访，只要一发生什么事，记者就打电话来采访了，你说了，就形成思路，也就可以写成文章。我看东西很快的，一本书很厚，我一天就看完了，因为你头脑里的知识概念都有了，看书时只是看自己不懂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