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济学家，我不想说太多，只要他们达到我刚才说的那一条，绝不可以含糊，但现在给自己一个清楚界定的人还不是太多。

本报记者：97年你受邀去香港，师从张五常教授，谈谈在香港做研究的感受。

易宪容：张教授天分很高，做什么都很成功。

那时候我写信给他，说想去香港做研究，张教授很欢迎。第一次见到他，他说“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愿意怎么弄就怎么弄，我大概一星期讲一次课，你想听就听，不听也没关系。随你便。”他给了我充分的自由。我把他的书读了很多遍，听了很多他的课。

香港信报老板林行止也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天天看书，天天写文章，他用很简单的语言把经济现象解读出来。跟那么多大家一起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看看香港的变化，就在那时候我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我当时想，如果你求名求利，就做个经济学家，但做评论能够对社会更有用。

本报记者：张五常教授很率真，你也应该算是一个敢言的经济学家，是受他影响吗？

易宪容：香港和美国的社会都很宽松，所以在那样的环境里，张教授那种讲话的方式很普遍。我回来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别人会感觉你讲话比较多一点，环境有点差异，但在那边生活了三年，思维方式、观念肯定会不一样了。

本报记者：香港的学术环境和薪酬水平都好于内地，为什么要考虑回来呢？

易宪容：我在香港过得特别舒服，那时，在香港一个月工资相当与国内大学教授一年的工资。但中国社会变化那么快，总有一天需要我们做点事情，你自己过得那么好，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父母、老师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每成长一步都离不开别人的帮助。当我们成长之后，他们并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但我们应该帮助那些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只有这样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们社会才能往前走。

而且对于中国，我早就预期到有大的变化，就回来做一点事情。

本报记者：现在，你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经济学家，面对外界的褒贬，你想保持一种怎样的心态？

易宪容：外界对我的褒贬不重要，只要我内心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可以了。现在的社会是利益分化的社会，如果你的意见不符合利益集团的时候，他会用各种方式攻击你，甚至制造一些麻烦，我已经把他们所认为的很重要的功名利都放到一边去了，还能有多少麻烦？所以他们说什么不是太重要。

最得意的事情：改做经济评论

本报记者：回顾一下过去，你觉得自己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最困难的阶段是什么时候？

易宪容：最得意的是我98年由纯粹的学术研究向经济评论来转变，这是我对社会认识、对人生定位的一个重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