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目前，社会对小产权房争议很大，有人认为其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你怎么看？

易宪容：小产权房和我们现行法律是不相容的，但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小产权房这么盛行，这证明我们法律本身有问题，不能只是说小产权房有问题，应该看到，这个小产权房出现以后对谁最有利。如果对买不起高价房的百姓有利，政府应该修改现行法律。如果我们商品房的价格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小产权房会出现吗？如果政府生产一些中低端产品，小产权房的利润变得很低，开发商自己也就不做了。政府一定要维护民众的利益，妥善处理小产权房。

本报记者：作为一个金融学者，你也非常关注股市，近期股市震荡较大，你对后市有什么预测？

易宪容：我们的股市现在没有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证券市场的基础性制度跟国外不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股市快速发展，就容易成为一个疯狂炒作的股市，必须慢慢地先把股市的基础性制度建立起来，政府必须有明确的思想，让基础性制度慢慢成长，否则会出现一个比房地产还危险的状况。别看大家都在赚钱，股市看上去是一架提款机，但是中小投资者仍然面对很大的风险，尤其是5.29以后，风险更高了。

　经济学家应该立足民生

本报记者：你曾被媒体评为“百姓最信赖的学者”，对此你的感受是什么？

易宪容：这个不重要，他们认不认可是一回事，我人生座右铭是“无名、无利、无功”。如果我在乎名利，98年在香港时，我会好好做几篇学术论文，好好写一点学术专著，学术是最简单的东西，只要你花功夫就能够做好。但财经评论不一样，你没有很好的积累，没有长期的磨练是写不好的，为什么我的文章有影响，人们都要看，问题是自己经过很长时间的磨练，同样一件事情，你可以用很平实的语言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角度。

本报记者：你心目中欣赏的经济学家是什么类型？

易宪容：我欣赏的知识分子要具备三个条件，一定的专业知识，基本的道德良知，要有批判精神，这是现代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标准，但我们国家很多知识分子专业知识还可以，后两种东西比较缺。经济学家应该立足民生，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知识应该能够为我们大众服务，象张五常教授那样。

本报记者：很多人在说中国的经济学家不少是各种利益的代言人，你怎么评价你的同行？

易宪容：我们要把知识分子做一个限定，他到底是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专业知识分子，还是机构知识分子。比如你为企业服务，也没什么不可，但你要告诉大众我在为企业服务，如果你是政府的经济学家，你也要明确。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为企业代言的时候说是为大众服务的，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有职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