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锦绣粮油市场上，来自黑龙江的金先生告诉记者，他出售的大豆，收购价格是2.92元/公斤，玉米是1.4/公斤，大米是2.86/公斤。而在市场上出售，大豆是2.98元/公斤，玉米是1.48/公斤，大米是2.93/公斤，每斤就挣几分钱，而这几分钱里，还有扣除搬运工、运输的车费等，每斤真正的利润就在一分或一分五厘之间。正是由于生活必需品的利润很薄，所以它们承受成本变化的能力也相对较弱，任何成本变化，都会迅速在市场终端得以体现，而最近几年，这样的成本变化，在房价的拉动下，体现得极其充分。

以北京为例，2004年，北京通州区一个70平米的楼房，出租价格是800—900元/月，到2007年，已是1200—1400元/月，门市房的涨幅平均高达40%。在北京市区，很多地方的门市房出租价格，三年来更涨了一倍以上，如朝阳女人街，两年前商铺的出租价格在8.5元/平方米/日，海淀区的学院南路的商铺租金是5元/平方米/日，而宣武区的陶然桥北岸小区，78平方米的商铺租金15000元/月，通州区翠屏北里小区的120平方米的门市房，租金是11000元/月，现在，这些地方的租金都翻了番，这些翻番的成本，必然被分摊到每个出售的产品中，间接地转嫁到每一个消费者身上。无论是买粮食的，还是买空调的，都需要经历这样的成本调整，甚至最普通的理发行业也不利外，通州新华大街一理发店老板对记者说，以前理发10元，现在是15元，没办法，房屋租金涨价了。2005年时，这93平方米的房租是4500元/月，06年7月是5300元/月，11月就6000元/月了，而现在是7000元/月。

全民分摊经济隐患带来的恶果

猪肉、豆油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上扬，对普通市民尤其是城市低保群体的生活构成了直接的挑战。

三河市燕郊镇的一个低保户家庭，每月收入只有500元，每次只能拿3元钱买肉，涨价前一次能买到3两肉，涨价后只能买2两。

华北科技学院的学生对记者说，听说物价暴涨，晚上出去吃饭，所有的饭馆菜单价格全部更新！一般的荤菜平均涨了4块钱！他给记者算了一笔帐，仅此一项，每个月就得多支出200元左右，这对一切靠父母的学生，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同学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居住在北京通州区的王先生抱怨地说，早晨上班地铁口的鸡蛋饼从1.00元/个涨到1.50/个，小贩解释说是因为鸡蛋豆油都涨价了。而他下班后到小区的理发店去理发，理发居然也比以前涨了好几块，老板对此解释说，没办法，房租涨价了，一切就得涨！他感慨地说，如果不降低生活水准，每个月他们三口之家，就得增加400-500元左右的开支。

物价上涨迅速地影响了普通人的生活，已从零售商的销售量上得到准确反映。

记者采访的几个农贸市场，不少卖猪肉的商贩都这样告诉记者，猪肉价格上涨后，他们的生意逐渐减少。最高的已减少了4成。

与此同时，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断上涨之际，一些“奢侈品”如轿车、电脑、电子通讯器材、高档化妆品的价格却在不断下降。

有专家向记者表示，这一现象，实际在从市场末端具体描述审计局局长李金华所说的“穷人愈穷、富人愈富”的市场运作模型。让人忧虑的是，这些模型之所以在市场末端得以充分体现，并非一日之寒，而是此前二十多年国内按具有浓厚自由主义色彩的市场经济原则、配置社会资源甚至政策资源导致的结果。而它的危害也显而易见，就是先富起来的人已在通过物价这一杠杆继续掠夺穷人的财富，继续加剧社会矛盾和发展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