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新著《儒脉斜阳》，内容一如副标题所示：“曾国藩在官场和战场”。不过，我是把它当“曾国藩评传”来读的。关于大儒曾国藩的生平事迹，坊间另有货多料足的好书备选，对这本正文仅187页的小书，我不妨另有期待。何况，作者也志不在此。

　　曾国藩的史料历来不缺，且不说传主本人还提供了海量的日记、奏折等第一手资料，故对学者来说，只要板凳坐得十年冷，熟悉并撰述曾国藩的生平事迹，并非多大的难事。曾国藩之难，在于此人大脑之不同流俗，见解之清新不俗，行为之超尘脱俗。绘出曾国藩不难，理解曾国藩太难。若满足于铺陈史事，摭拾史料，则戎马一生、书卷一生、官场一生、困顿一生的曾国藩，仅仅资料就足以供大于求，作者哪怕在评论上“不着一字”，似也不难把传记写得烈烈轰轰，热热闹闹。

　　显然，李冬君志不在此，她避易趋险，笔墨性喜在那些具有挑战性的领域上空盘旋。

　　读者会发现，书中提到曾国藩的事迹，用的是一种大写意笔法，纵横挥洒，繁简随心，与我们习见的史传如同陌路。只要作者认为必要，她还会用饱蘸浓情的诗意语言形容——不是描述——传主。作者无意用一种学者的严谨来约束自己对传主的爱戴之情，书中穿插着的那些评论文字，时而面冷如铁，时而心热似火，动感十足，赋予作品强烈的另类气息。比如，写到曾国藩在解决了洪杨之厄，决计进入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时，作者于不动声色间，竟然写下如此声色大动的8个字：“金陵城下，枯杨生花。”

　　几年前我还读过李冬君的《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于她针对中国历史上王权主义思想的种种高明见解，极为感佩。正因为曾经用了极大心力来汲探孔子思想和儒学传统，当她通过曾国藩这个特定人物来回望儒门一脉时，作者几乎一抬腿就站上了一个思想制高点，那些珠玑般闪烁的见解，也由此构成了本书的突出特质。每当需要对曾国藩的性格、思想及性格上的矛盾进行正面攻坚时，作者从来不曾退缩过，她那些精到的见解总是能够及时现身，像一盏盏思想射灯，把我们曹操般复杂的主人公瞬间照得雪亮。说到曾国藩拜唐鉴为师，“用理学的锉刀，天天修理自己”，作者概括道：所谓修身，就是“用圣化的模子来铸造自己，校正自己，日日修理。修身的秘诀，是将人的标准定得很高，纯然一个理想人，用理想人来否定现实人”。而“内圣就是‘换一个人’出来”。作者意犹未尽，继续畅论道：“这样的‘我’，是理学的‘试管婴儿’，将天理的胚胎植入自我的躯壳，然后从自我里面生出一个新的我，像朱熹说的那样，用‘抱鸡卵’的功夫，将新我孵化出来，用‘猛火煮’的功夫，将旧我熔化掉，这便是理学的新陈代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