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岛在靖国本质问题上将“尽忠”和“报国”分离开，其目的就在于以为了天皇的名义，把日本幕末的戊辰战争（1868年）或西南战争（1877年）这些日本的国内战争，与后来的甲午战争和第二次 世界 大战中的中日之间的战争等这些对外侵略战争，作等量齐观，从而“在靖国的意义上”将甲午战争理解为“在内战的延长线上”，以在天皇的名义下这个前提来“担保内战与对外战争的连续性”，并推而广之，认为这种逻辑无论是在日俄战争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战争）都是通用的。“九一八事变”或“卢沟桥事变”也是如此。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靖国问题不是 国际 问题，而明显是国内问题！

最后，他将自己的所谓强调的历史的“靖国史观”归结为：“长州藩向京都御所开炮的事情，谢罪了吗？”“萨摩藩在江户市中放火的事情，谢罪了吗？”这样两个问题。前者是指1864年的“禁门之变”的事情，后者是指1868年戊辰战争的事情，两者都是幕末维新时代日本国内不同 政治 势力之间的战争。那么，按照其“国内问题”的逻辑，是否可以说：日本在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杀人放火与长州藩向京都御所开炮、萨摩藩在江户市中放火，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呢？如果说长州藩、萨摩藩已经不可能或没有必要谢罪了，那么，日本是不是也已经不可能或没有必要再谢罪了呢？

视靖国问题为国内问题，而无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所造成的中国及亚洲人民的伤痛，我想这不仅是中国人，就是任何国家的有良知的国民，都是不会允许的。这种 历史 见解无论以多么标新立异的面目出现，在本质是上都不过是“皇国史观”的翻版。关于这一点，作者在这篇檄文“后记”落款的日期上，用引号遮掩起来的“皇纪二千六百六十七年”的表记方式，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在《靖国史观》这篇檄文的“前言”中，小岛毅强调本书的 内容 是“作为一个研究者”的成果，而与日本方面“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的见解相区别。这种区别或许还是有必要的。但愿这些“委员会”们今后的“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起到通过加深对历史的客观认识而增进相互 理解 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