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与权利相对称是制约军权的合理装配，惟如此，才能使军队找准自己的位置，才能避免军人干政和内战发生，才能避免皇权的绝对膨胀与失控。由于“朕即国家”的谬论被当成经典，国家的军队变成了私人军队，拥有军权的皇帝或总统、执政之类，难免成为最高独裁者，难免要走向反面，夏桀、殷纣是这样，袁世凯、段祺瑞还是这样。也有因为主幼主暗而君臣易位的，曹丕、司马炎以及之后的杨坚、赵匡胤是也。更多的则是高级将领的叛变和失控，由此导致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国一部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实就是内战史！春秋战国五百五十年，三国八十八年，南北朝一百七十多年，乱五代近五十年。在这些战乱年代中，没有一天不打仗；就是在太平盛世，内战也罕有停止。盛唐时的一百三十八年中，就有刘黑闼、杨玄感、徐敬业起兵，有安禄山、史思明之乱。至于农民因不堪忍受压榨而举行的起义和暴动，则更不可胜数。中国历史发展缓慢的原因，军权异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无与比肩的因素。

在家天下的社会中，继位皇帝的产生都属于近亲繁殖，其品质自然要迅速退化；更加之皇帝的荒淫过度和当时的医疗条件，皇帝短命、皇帝无嗣等现象频频发生，军权旁落和军权异化就势所难免。曹丕既然拥有了绝对军权，对皇权的觊觎和对皇权不容强枝凌干的担忧，自然要设法取代前朝。逼宫压迫出来的“禅让”，可使军权、政权集于一身，可以组成名副其实的新军政府，这不仅避免了皇党与权臣之间不断酝酿发生的腥风血雨，并使子孙享受到皇室应有的一切。

虚伪是屈从的结果。

从汉魏“禅让”过程中，后世自然看到曹丕的伪君子形象，一方面气势汹汹地派部下逼宫，一方面又假惺惺地恭辞谦让，还要不断地布告天下，政治家真的会演戏!曹丕不愧是天才演员！但是，只看到夺权逼宫的主动，这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透视背后的被动。把逼宫打扮成“禅让”，这是十足的虚伪，虚伪表现在社会层面是隐蔽；夺权者的帝王欲，在庙廊层面却十分公开。其实隐蔽难掩饰公开，公开能撕碎隐蔽。政治家都能知道，可以欺骗于当世，却难以欺骗后世。然而为什么还要矫情做作?

任何一个王朝覆灭之时，都有以封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一大批逸民，不管其动机如何，逸民都是新陈代谢的巨大阻力，是蛊惑人心煽动内乱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农民和城市市民都属于小资产阶级，他们从来不能代表自己，需要高高在上的皇帝做其代表，自然对皇帝形成了强烈的依附心理。依附心理造成了忠君思想，这是普通民众的正统思想，虽然很陈腐，但却牢牢地套住了民众，容不得任何人对皇权的不敬与亵渎。在旧王朝业已死亡而皇帝影响尚未完全消除时，只要有人振臂一呼，民众会袒臂影从，舞枪挥刀地讨伐篡权者。为了笼络士心民心以消除动乱，将逼宫变成禅位就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