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封闭的流动性非常差的小农社会，一个人一旦做出诸如婚外性行为的越轨之举，那么他所生活的村庄或社区里的人都会知道，通常情况下他会受到当地族规或村规的严惩。即使能躲过惩罚，也必将导致他社会地位的下降，而且他也会丧失很多发展的机会。而在转型期，人口的流动性增大，许多人远离了自己世代居住的家乡而在其他地方定居下来，这样，原来制约他们的族规、村规等社会规范就不能起到作用，越轨行为也必然会增加。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以后，“个人与单位关系由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转为劳动合同关系”，过去能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人事档案制度正在逐渐失去其强大的社会控制作用，所以转型期社会惩罚是大大降低了。

　　有学者发现：社区规模对婚外性行为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在小型社区中，人们互相之间即使关系不密切，也会比较熟悉，一个人的言行举止都可以被他人所了解到。一个人如果存在婚外性行为等越轨行为，那么即使他受不到社会规范的惩罚，也会受到社区舆论的压力。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区的规模也远远地大于从前。原先的老街坊、老邻居早已各奔东西，特别是在北京这样的都市里，邻居之间连姓名都不知道，就更不要说知道对方婚姻的情况了。在商品房小区中的人们，其对社区的归属感远远低于从前，因而社区对人们行为的控制力也大大减弱。

许多人将婚外性行为当作是显示个人社会地位的途径

　　“炫耀性消费”最早是凡伯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的，他认为在炫耀性的消费体系中，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且具有符号价值。其符号价值主要表现在商品本身的社会象征性，这使得商品成为某种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生活品位和社会认同的符号。实际上，商品的社会象征性是社会化的人赋予商品的特定的社会意义，使购买、拥有该商品的消费者能够显示自身的某些社会特性，如身份、地位、财富、尊严等，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而在这里，我们极端一些地将婚外性行为当作一种消费行为来分析。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相当数量的高收入者。从当今的情况看，“包二奶”在我国一些地区尤其是南方不仅不被看作是违反社会规范的越轨行为，反而被很多人看作是社会身份地位的体现，在他们看来，“只有有钱有权的才包得起”，“对婚外性的消费可以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想法的指引下，许多人将婚外性行为当作是显示个人社会地位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婚外性行为这种“炫耀性的消费行为”又是一种象征性的竞争，人们通过相互攀比或炫耀性消费来维持或提升社会地位和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