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城市。

其根本意义在于城市是人与人的博弈、妥协和互补，如果说城市的精神和文化，不需要我们刻意去培植、倡导和矫正，城市的底蕴和沉淀在于长年的积累，在于不停地抗争、试错和认同。

而今深圳的高楼已经不再令人称羡，但是物理的图景仍然不断延伸和扩张，从基础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不断加大，到GDP指标的稳定追逐，再到高端制造、重工业和高端服务业的资源倾注，物理的追求——一种可视的、显见的、速效的城市价值内涵仍然主宰着公众的视野和生存环境，因此，楼价高居不下，消费高度扭曲，贫富迅速拉升，交通环境恶化。。。。。。

后现代的城市定位似乎仅仅限于一种理念层面的论证，我们仍然不满足自己已经很现代的命题，而且是很不满足我们在物理上已经很现代的命题。

关于拆违行动中的行政合法纵火，也许正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的牺牲和忍受，作为经济前沿的特区，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低层次的、低附加值的产业业态，更不需要寄生社会、扰乱秩序、低创造能力的弱势群体，为了城市的环境与美丽，他们全部是可以牺牲和挤出的；而南山西丽的一位民工为了1000块的欠薪，不得不采取脱光衣服横卧街头的方式唤起行政和社会的救济，已经为我们这个城市脆弱的生态链条所失望乃至绝望；为了城市的表面亮丽而即将实施的禁止电单车上路更加显示了政策制定的价值偏好：民生只不过是一句口号，在城市工程的稳步推进中必须要让位和剔除。

深圳，在创新逐步褪色、勇气日益淡化的今天，似乎更加的缺乏人性的基本关怀。一位朋友日前感慨，80年代很喜欢讨论美国学者马斯诺所说的人的需要的多种层级，对自我实现充满了期待和热情，而今，随着我们国家日益强大，似乎人们却在不断地失去需要的理性和预期，吃穿住行，似乎连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都在不断经受考验或者不断在贬值，各种各样的安全需要似乎正成为惶惶不安的生存与生活的基本需要，而这种满足这种需要的公共产品却严重稀缺和匮乏，精神和心态的不安也许正是每个城市居民的基本困境。

一个印度人来到中国，感觉到印度的发展远远落后与中国，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他的看法改变了：也许不不久的一个时期，印度的经济增长会远超中国。

冷静的冥想，中国的增长是表面的，缺乏基础的经济增长，GDP即便很快赶超德国，但是要真正赶超德国，综合国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印度，增长是可预期的，底层的群体生态不会被无情剥夺，没有一个政府部门可以随意拆迁贫民窟（印度孟买机场附近的贫民窟30年来没有被拆迁，反而不断得到政府的各种资助和公共物品的提供），因为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民主权利意识已经扎根，一个最底层的机场清洁工都知道选举和罢工。更为极端的事例则出现在近日因为印度媒体报道了某学校老师诱骗学生从事卖淫行为，直接导致了家长的游行示威，权利以及附着于权利上的民生意识，也许才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真正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