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两弹一星”的精神，其中的艰苦是脑力劳动和 生活 条件的叠加。李鹰翔说，1965年，氢弹研制方案有了进展，于是几十名科研人员要从北京到上海上计算机进行计算。

从1965年9月起，经过100来天的计算，一个有关能量的关键点有了突破。这个问题突破以后，整个氢弹的研制就像是打开了拥堵的瓶颈，一下子驶入了快车道。当时在北京的邓稼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赶到上海，并请大家吃饭。虽然只是一碗阳春面，但大家还是非常高兴。

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当时邓稼先，34岁；朱光亚，34岁；周光召，32岁；欧阳予，31岁……这些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栋梁的功臣，当初投身核工业时都不过30岁出头。中国开始从事核工业的10万人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68%，26~35岁占了25.5%，两者之和则超过90%。

青海“金银滩”上的奋战

曾有一名法国专家问钱三强：中国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进行氢弹爆炸试验？钱三强的回答是：“材料准备得早，理论准备得早。”

还在原子弹和氢弹理论准备的同时，远在青海金银滩草原，一个名为221的基地已经开始建设。

221基地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工厂。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都是从221基地研制组装后运往西部试验场的。

今年已经70岁的王菁珩曾任221厂的厂长。他见证了当年奔赴高原为我国两弹研制贡献青春的一批年轻人的付出和奋斗。

王菁珩1960年从一所名牌 大学 毕业后不久，就接到通知到“前方”去。前方在哪儿？在西宁。叫什么单位？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因为是搞国防，王菁珩知道这是个掩护代号。

1961年1月，王菁珩与4名同学从北京出发到兰州。之后，顶着刺骨的寒风，辗转到了基地。

“头顶青天，脚踏草原，战胜了饥饿，保存了队伍。”王菁珩说，用这几句话形容当时的情况非常贴切。当时221基地已经有几万人，这个队伍能不能渡过生存关，是涉及到原子弹能不能够按期研制出来的问题，否则会半途而废。所以技术人员第一年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一起建设厂房。

当时的保密要求很严，基地还有一个名字叫青海省矿区办事处。高原上除缺氧以外，紫外线特别强，有些人晒得很黑，但是从事的事业又不能跟家里讲。曾有同志回家后， 孩子 问：“爸爸，你在矿区工作，是不是挖煤炭的？”爸爸只能回答说：“是啊。”

“矿区”的科研队伍里，有一批科学家，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朱光亚、陈能宽……王淦昌在基地一呆就是十多年。

“技术民主”催生研制速度

“技术民主”是当年参与氢弹研制的专家常提到的一句话。

李鹰翔说：“现在一些院士有时候一讲到这个事情，还是很兴奋。为什么？他们当中有老一辈的如王淦昌等，也有年轻一些的，如朱光亚、邓稼先等，这些专家都已经有很深的科学造诣，但是谁也没有见过氢弹，谁也没有研究过氢弹，氢弹对于他们来说是未知世界，这个未知世界怎么去探索？他们心里也是没底的。所以，‘技术民主’、走群众路线这个办法就解决了这个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