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人批判不能不讲理

　　且不说黎鸣的这种批评是否真的“讲理”，笔者都以为他对“讲理”的理解似乎有些偏执。

黎鸣

中国青年报讯，自诩为“哲学乌鸦”的黎鸣在其博客里说，中华 民族 基本上是一个不懂得“讲理”的民族，因为中国人没有创造什么逻辑推理体系，而且只知道讲“礼”，从不“讲理”，比如，孔子的《论语》中通篇找不到一个“理”字。且不说黎鸣的这种批评是否真的“讲理”，笔者都以为他对“讲理”的理解似乎有些偏执。

中国古人的“讲理”，很类似西方人说的推理(reasoning)——由前提到结论的过程。的确，正如黎鸣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人没有建立类似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式的推理法。但是，笛卡儿、洛克等西哲早就指出，人类的理智主要储存在前题中。比如，知道了人总是要死的，再花费许多笔墨和 时间 去推论苏格拉底也会死，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吧？

于是有人会问：那么，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国古人对“前提”的探求如何？乍一看好像也不如西方哲人。原因很简单：咱们中国古人抽象谈论宇宙第一动力的文章的确是不多见的……

然而，一般而言，随着近代科学和 哲学 的进展，人们很少再花费力气去推测客观存在之外的东西，更着眼于发现可以观测到的事物间的联系。比如说，A和B两件事发生了，不排除有人会努力推测有什么至高无上的前提引起A和B；而具有现代 科学 精神的人们则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观测并总结A和B的客观联系上。

正如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指出的那样：人类理智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身处第一个阶段的人，他的头脑里充满了对神、上帝的推测；进入第二个阶段后，人喜欢用各种抽象原则来做推理的前提；而到达第三个阶段的人，用科学的实证方法(由观察到 理论 后，再回到观察，循环往复)来推理。

有趣的是，中国古人亦经历了孔德所说的第一阶段，但很早便迈进第三阶段。这样的例子很多，笔者特别选一个与讲“礼”有关的例子，来看看中国古人其实并非讲“礼”而不“讲理”。

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