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为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不愿记忆的，渐渐地就能遗忘，记忆里，余下的都是一些美好、温馨的内容；但是，潜意识里，有些会不断地在脑海里回荡。比如恐惧、比如高考……

梦里，我常常出现在高考的考场，也不知道是在考什么，只是一种揪心的紧张和恐惧，而后是一身的冷汗……

这种情况，高考结束的几年，倒也没出现，现在反而时常梦起。

我的初中

我的初中是在叛逆和荒诞中走过的。

小考进初中，以2分之差，与省重点中学擦肩而过，于是市重点全无兴趣，就在离家最近的一所普通中学就读，当时，进校的新生中，我的小考成绩是全校第一。

记得我的小学班主任非常之惋惜，为此，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还主动地与那个省重点中学联系，想走点门子。由于当时学习的重要性不象现在那么明显，家长们也都没有养成为孩子上学甩票子的习惯，总之，重点中学的梦破灭了。

那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了，当时的社会洋溢着一种动荡和浮躁，外面的世界让大人都迷乱，何况我们这些小不点。

空中隐隐地传来“美酒加咖啡”的迷离声音、街头晃荡着一群群拎着“三洋”的喇叭裤、偶尔一两声摩托的轰鸣和摩托上飞扬的少年……这就是那个时期的象征。

当时的国门刚刚打开，邓丽君的歌声在校是禁听的靡靡之音，于是三五个懵懂男孩，聚在一个同学门窗紧闭的家里，在“一杯又一杯”的咖啡声中，眼里流露着做贼得手一般的窃喜和一种莫名的兴奋与冲动。

《加里森敢死队》成了男孩的必修课。课中和课外，昨晚的敢死队就是我们谈论的中心，男孩们一遍又一遍地复述着故事的内容，唾沫星四溢。假如有某个男孩昨晚没看，虽然也能在大家的复述中，知道昨晚电视里百分之一百的内容，但是他就只能闭上嘴巴静静地听，没了飞唾沫星的资格。

《加里森敢死队》也是树木的天敌。记得剧中有位好像叫“酋长”的队员，那家伙，飞刀一打一个准，于是，口袋里有没有小刀就成了区分男孩和女孩的标志，男孩的书包里可以没有笔，但是口袋里不能没有刀！甚至一些女孩也会带上它。下课和放学后，校园和路边的树木，就成了我们练习飞刀的靶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城市里的树木没有一颗不是千疮百孔的，最严重的时候，在一秒钟之内，一棵树可以插上十几把小刀！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街头手拿棍棒的人群中，有了我的身影。打群架、斗殴就成了发泄青春的唯一途径；追女孩、抢军帽、抽香烟、上课打牌、与老师拍桌子打椅子…….如今香港的古惑仔不过是我们那时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