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十年代新贵势力剧增，特别是军队经商，警察违法、海关走私和基层中层干部大面积结合贪污，威胁中国存亡的时候，中国平民阶层在1950---1980三个十年的长足发展中已占社会的主流，累积了能够打倒这批新贵的社会综合力量。江泽民，李鹏，朱容基等在邓小平、陈云等一批开国元勋权威不在的情况下能拿掉陈希同，制止军队经商等就是平民老百姓和中央地方正面力量占优势地位的明证。如果中国没有三反五反到文化革命等一系列全社会趋向平民化的过程，九十年代的反贪很可能是印尼的样子。实际上，中国今天的反贪，比和她一个省下边的地区差不多大的台湾还要好。同样，巴西和印尼比中国大陆经济早起飞二十年，他们的军队、警察和地方新贵勾结起来，盘根错节，普通老百姓和中央的一批改革派几乎无能力实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两国不仅经济结构缺胳膊少腿，而且再行发展的经济动力也不够。

这说明，中国在社会基本力量的分布上，已经是个平民阶层主导社会发展的格局。这是个现代化国家的政体，虽然她和西方现代化国家整体的表面构造不一样。

印尼，印度和巴西是传统落後国家的政体，虽然她们在表面构造上和西方现代化国家的政体相同。中国土地改革到文化革命的洪炉化掉了社会中的传统筋骨，使其在构造成份上达到了现代国家的比例。

文化革命是快了些，委屈了一批人，尤其是不到全社会3%的教育、科技、影视和地方乡绅。这是它的副作用。但文化革命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也堵死了中国走回传统社会力量分配格局的路。它偏向了中国普通老百姓。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今天中国经济长足发展的制度设计人，而不仅仅是开国元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