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真正奠基人

梅森〔美国〕

对毛泽东的评价很大程度集中在对文化革命功过的判断上。启发我对文化革命的经济学思考是这样的。去年经济史学家 Doglas North（1993年 Nobel Prize Winner）来我在的学校作了一次演讲。他把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史和美国十九世纪经济史扯到了一起，得出了和自文艺复兴以来主流观点完全相反的见解。 North的演讲启发我写了一篇关於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理解中国文化革命的日记。由于日记结论和关於文化革命的主流观点相背，且又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我一直没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公开我的想法。从经济史的角度，日记对文化革命关於经济制度转换和社会结构功能的演变是这样切入的（从历史文化的评价当别论）：

一、中国文革前出现九十年代後官僚和新贵结合的社会势力将会减缓或窒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文化革命前，中国的土地改革和统购统销制度为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提供了稳定的农业剩余。但是，在中国大陆的基本工业体系没有建成之前，如果出现类似九十年代後官僚和新贵结合的社会势力，这个稳定的农业剩余很可能象巴西和印尼一样，被官僚、警察、军队和经济贵族网织的社会势力鲸吞很大一块，阻碍或打断发展的过程。

极端情况下，中国将会象印度一样，演化的上层势力通过制度沿习完全拥有发展民族工业的珍贵农业剩余，造成社会中穷的极穷，富的极富。永远陷入三流国家而无法发展的陷阱。

中国的实际是，土改和统购统销一方面为中国从制度上汇聚了稳定的农业剩余。另一方面，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从城乡两个完全相异的社会构造里打掉了中国在工业化基础建立之前出现鲸吞农业剩余的寄生阶层的可能。

尤其是文化革命，使得中国从根本上消灭了工业基础建成之後出现任何权力和经济新贵在制度上合法结合的土壤。农业剩余有了，鲸吞农业剩余的现代化绊脚石式的社会势力不在。这就是中国今天成为继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个上亿人口在二十多年长时间经济腾飞的秘密。

二、中国文革後在九十年代出现了官僚和经济新贵结合的社会势力，但由于经济起飞的基础工业体系已经建成，社会承受这种破坏现代化过程的能力加强。文革结速後，工业体系基本建成。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加快，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八十年代後期，经济新贵和官僚权力在社会转型期结合起来借制度漏洞不公平地攫取新增财富。这种势力在九十年代有加速扩大之势。但是，由于农业在工业的支持下，为全社会提供了稳定的粮食，城市发展也使绝大多数市民生活获得改进。鲸吞新增社会财富的势力在社会中引起动荡，但没有大到足以抑制现代化进程的程度。表明工业化後出现鲸吞新增社会财富集团时，发展过程已走出童年期，免疫能力相较前一期发展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