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董浩云获得许多宝贵的机会，1931年，刚届弱冠的董浩云被提升为天津轮船同业公会常务理事。1933年初，他出任天津航业公司助理，成了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

在公司的一次高层会议上，董浩云提出一项令大家颇感意外的动议：开辟天津到塘沽的货物驳运。立即有人表示担心，认为天津到塘沽的45里水路一直被英资轮船公司控制，像天津航业公司这样的民营公司要想介入，可说比登天还难。“当然要做些工作，不试试怎么就断言不行呢？”董浩云不服气。“董助理，你有所不知。”一位上年纪的部门经理插话道：“三北、政记和民生几家公司都曾争取过，但结果还是打不进去。不是没做工作，是英国人的势力太大，连政府都得让他们几分。”

董浩云凭着他掌握的情况，继续说道：“那三家公司的确争取过，但没有坚持到底。三北自虞老(中国航运界前辈虞洽卿)去世后一落千丈，哪还有力量跟英国人争？政记被日本人控制，彼此地盘划得很清楚，既不愿吃亏，也不愿得罪对方。而民生，主要目标是川江和长江，天津这边鞭长莫及，即使争到了也不易立稳脚跟，所以民生一直犹豫，没有志在必得的决心。至于政府方面，我们当然也要去争取支持，只要我们下定决心，据理力争，我相信政府也不会老是胳膊肘往外拐。对英国人，我不妨说句重话，那就是强龙再凶猛也斗不过地头蛇！”

　　公司最后采纳了董浩云的建议，在董浩云的指挥下，公司展开对天津到塘沽45里水路驳运的竞争。经过一连串艰苦的搏斗，1933年年中，天津航业公司终于打入了这条水路，为本公司的船舶开辟了一条新的航道。

好事多磨陷低谷 留住青山再搏击

　　1935年底，董浩云夫妇从天津来到上海，自立门户，拓展事业。他们在建国西路租下一幢花园别墅，作为全家居所。董浩云当时雄心勃勃，计划建立自己的航业王国，在成功加入天津至塘沽的短线水路驳运行列后，他受到很大鼓舞。

　　1936年，年仅25岁的董浩云拟定了一份《整理全国船业方案》，呈送交通部。他提出这个方案，主要目的是希望在政府资助下，成立一个航运信托公司，以促成中国民营小公司的合并经营，充实本国航运力量，为今后收回沿海及内河航运权并筹备开通国际航线作准备。然而，这个方案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于是，董浩云决定由自己筹建，他遍访亲朋好友，游说他们集资。后来，又得到银行家董汉槎的慷慨支持，终于得偿所愿，于1937年4月间创立了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公司成立后，董浩云在上海陕西北路买下一幢四层欧式楼房，作为中国航运信托公司的总部。一个月后，即1937年5月29日 ，董浩云与顾丽真的第一个孩子来到人间，他就是后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董浩云可谓双喜临门。然而好景不长，两个月后，“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战争中，中国各民营轮船公司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船舶大部分被日军所扣，成为其航运工具。余下的少量船舶，不是在炮火中被毁，就是被军队用以封锁航道，试图阻止日舰西溯武汉。中国航运信托公司也落入了日军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