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援的7天仿佛是7年，只有每天下午的冰雹与深夜的噩梦在提醒着我，又过去了一天。

　　记者上来了，但我们没有去理他们，也简单地拒绝了采访。但是，不愿被现实击败的我们还是顽强地从背包中取出准备在登顶时留影的三面旗帜——中国国旗、北大校旗与山鹰社社旗——插在帐篷的支柱上。旗帜几次被大风吹倒，我们也几次努力把它们扶正。那一刻，也许只有这几面旗子才是心中最后的支撑。

　　第一批救援队上来了。海事卫星电话为我们提供了与家人通话的可能。当我听到话筒传来家里人的声音时，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又紧咬嘴唇忍了回去。救援队带上来了羊肉与酒，但队长仍然坚定地以“北大登山队登山期间禁止喝酒”为理由，拒绝了酒，只接过了煮熟的羊肉。

　　按照计划，第二天6名队员下撤。离开大本营的时候，我们在帐篷前点燃了5根蜡烛，每名队员都在蜡烛前深深鞠躬。走出山口时，我驻足回望希峰，只见雪花飘洒间，云层中露出希峰的一角。我的心里百感交集，咬紧牙告诉自己：“我会回来的！”

　　在冰川融雪汇集成的河边，我们遇到了前来搜救的大部队。国家登协的王勇峰教练大声喊着“注意安全，不要着急”。我们6个人在湍急的河流中排成一排，手拉手前进，成功渡河。直到此时，我才发觉这是山难后大家第一次携起手来共进退。想想这些天以来发生的事情，其实简单的动作不用赋予过多的所谓意义，只要放手去做就好。

　　坐在救援队的车上，看着背后远去的雪山、草原、牦牛群，心里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回去后，生活会改变吗？

　　从这一天开始，十几天的时间里不断的领导接见、不断的安慰与开会，我痛苦的心里反而更增添了一分麻木。只有在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的讲话中，我试图寻找一分慰藉，他告诉我们：“北大的学生应该像北大一样，再大的喜悦与悲痛都可以坦然承载。”

　　我们到达北京的第二天，领导安排了北大第六医院的资深心理创伤医生来为我们诊断。其实说是诊断，不如说是倾听我们的心声。在一间没有领导、没有记者、也没有亲朋好友的房间内，6名队员与3名医生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交流。每个人都努力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有的回忆过去几年的友谊、有的讲述登山中难忘的故事、有的倾诉山难后心情的起伏。我只记得队长还是那句话：“有些事深埋在心里比说出来会更好受。”

　　医生试图从侧面开导队长，他们说：“其实，你可以试着从另一个方面去想，你的遇难队友是希望看到你振作起来，还是希望看到你背负沉重的心情度过今后的每一天？”

　　我们也劝队长能摆脱深深的自责，不要把山难的原因全都归结到自己身上。他没有说话，这个倔犟的广西汉子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对待山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