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元月底的时候，病床上的豆洪波注意到父亲整日闷声抽烟，晚上翻来翻去地睡不着。实际上，这时候，桑柘镇上的本家人，县城里面的亲戚，还有在上海打工的老朋友，豆家人把几乎所有能借钱的地方都借过了，汇来的钱越来越少。豆洪波的工资卡和医院的住院卡就像两个大簸箕，筛两下，钱就没了。有一天，医生又来提醒豆兴伦账户上没钱了，他红了脸应承着，“明天，就有400元能寄过来了。”

到元月底，妻子王彩再来时，她带来了两样重要的东西：9个月大的女儿的照片和鹿箐小学老师的1880元捐款。

穿着粉红色衣服的女儿粉嘟嘟地坐在地上，张着手，十分可爱。“不晓得是娃娃的照片，还是接了校长的电话，反正他那天就淌眼泪。”王彩中午打来炒土豆丝，下午打来炒小白菜，都是他最爱吃的，但豆洪波只动了几筷子。

在鹿箐小学校长谢刚金眼里，这个从杨家坪体校毕业分来的小伙子爱打篮球，毛笔字写得好，还能经常在《彭水报》上发点文章，当然喜欢。2005年国庆节全镇篮球比赛，本来抢篮板球厉害的豆洪波才跑二十分钟就气喘吁吁，谢刚金还开玩笑问，“是不是结婚把身体结垮了？”等到豆洪波2006年10月昏迷时他的预感就有些不好了。他有一个叫赵明权的学生，考大学苦苦考了8年才考上涪陵师院，回来才仅仅上了一年课，四年前，就因为生病没钱医治就死了。因此，豆洪波被送到重庆几天后，谢校长就召集学校老师开会商量募捐的事情。

他在电话里面实际上只说了老师和学生的捐款情况，“娃娃的捐款现在班主任收到的有三千四百多元，你们班的娃娃捐得最多，听说有些是娃娃背了粮食去换的钱。”

卖粮食的学生

等2月10日重庆商报见习记者王尊赶去桑柘镇采访时，才意识到豆洪波跟学生们的感情有多深。

海拔1300多米的鹿箐地处高寒，入秋就需生火取暖，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个反映这一带“地氟病”的纪录片震撼了中央高层，此后才引发出了90年代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黔江精神”。

王尊找到了豆洪波捐助的两个学生彭卫红和任小勇，他们都把家里的粮食背了几十斤到乡镇上去卖了。任小勇是班长，父亲在小煤窑卖劳力拖煤，母亲则长期生病在家。彭卫红的父亲在煤窑做工死了以后，母亲也改嫁了，她就跟着爷爷种地过日子。这个懂事的孩子一直喊豆洪波叫“豆爸爸”。平常，看到两个娃娃没有吃午饭，豆老师还会拿一两块钱给他们买方便面或饼干吃。

王尊最后发现，班上每个孩子的钱都是这样卖玉米卖鸡蛋筹来的。学生们喜欢豆老师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喜欢读书看报的豆老师会在课文讲完后，用普通话夹几句重庆话跟学生摆笑话，还会把学生写得好的作文贴在墙上表扬。上一届的毕业班更是他的骄傲，他推荐三个学生参加2003年全国小学生语文读写能力大赛，结果一个学生得了一等奖，一个得了三等奖，他也得了优秀指导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