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在一旁觉得挺好笑：两个素不相识的女人，为了一双丝袜，可以深入持久地挖掘到“有没有男人要，有多少男人要”的高端问题上，青天白日之下，骂得有鼻子有眼，而且如此郑重而决绝，仿佛这是最得力的一支杀手锏，可以用一个完美的出鞘，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

　　我曾经想过那些在大骂中落败的女人们，那些字字见血、嘴嘴见肉的辱骂和诅咒，会给她们带来怎样的沮丧和怨恨，这些沮丧和怨恨，又会在她们的心中积蓄多久。日后想起这件事，她们会不会也用同样狠毒的话语，来诅咒那个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呢？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件事。

　　很多年前，我母亲生病住院。同病房的病友中有个孤老太太，丈夫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结婚没几个月就赶上解放去了台湾，从此杳无音信。老太太原本是个大家闺秀，骨子里想来是心高气傲的，可是因为这段婚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屡挨整，一辈子坎坷不平，因而“个色”得厉害。据单位里派来轮流照顾她的同事讲，她几十年都不会跟人好好地聊一次天，说一句叫人心甜的话。说起来有点奇怪，老太太对这几个同事呼来唤去使得挺硬气，对我帮她做的一点点小事却都很知情，我平日里不过偶尔帮她翻个身，或是替她倒杯水，在她眼里就成了“好孩子”，见了我总有一种令人辛酸的亲昵。我母亲临出院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嘴唇哆哆嗦嗦地抖了半天，只说了一句：“好孩子啊，以后，找个好婆家……”便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什么也说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