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虽然在表述上有所差异，但从本质上讲，联想、海尔、华为的企业文化和TCL并没有多少区别：都强调纪律性，整齐划一——这既是制造业企业的要求，也是中国企业里威权主义文化的显性基因。

　　在姜汝祥看来，这也是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李东生等第一代中国企业家的“通病”。“他们都是市场政治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些生于五十年代的企业家对于组织的一切知识，都只能是从军队、从党组织中吸收的营养。”他说，“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TCL在国际化遇到困难时‘土洋结合’的调整方式。”

　　许多人对这种跨越东西的文化糅合感到担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研究所副主任陆刃波将这称为“病急乱投医”。他认为，过多依靠国外管理方式以及“洋派”管理者，将降低TCL这样本土企业的执行力。“毕竟TCL的成功不是建立在这些洋派管理者和管理方式上。”他说。

　　“我不是否定这些人(洋派管理者)的能力，只是认为他们不适合TCL。企业管理方式没有所谓好坏，什么样的管理者是你需要的，就是适合你的。比如说，你现在送辆劳斯莱斯给我，我肯定不要，因为我的能力养不了它。”陆刃波说，“不同的市场要有不同的方式，用曾国藩的思维去解决国外的问题，解决不了，但反过来韦尔奇也解决不了中国企业的问题。”

　　实际上，陆刃波并不知道，目前正有一批来自美国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拿着摄像机在全国各家电卖场拍摄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甚至跑到消费者家里去拍摄平板电视的使用行为。TCL希望通过这些美国专家，找出消费者真正的需求，这也是“三力一系统”的“消费者洞察”系统中的最新项目之一。

　　从曾国藩到韦尔奇

　　正如陆刃波所担心的，本次文化变革还是让我们看到了TCL的转变——“李东生越来越依赖洋人了”。

　　姜汝祥认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中，不仅是李东生一个人在面对国际化的困境。“联想、华为过去都是靠人文化的管理和曾国藩式培养嫡系打天下的方式获得成功的。”姜汝祥指出，当在国际化中遇到困境，这些人的选择都是共同的：要么回到过去“毛泽东式的管理”，要么进行一场凤凰涅式的变革。

　　李东生的心里不是没有挣扎; 国际化的东西太遥远，而且会给企业的管理和执行带来巨大的摩擦成本; 而靠旧的管理方式虽然能立即见效，但恶果是依然要靠人性化管理。为了在短期提升业绩，提振士气，他仍然要求员工去延安寻根，去红花湖拉练，但李东生显然已经清楚的认为，未来TCL的企业文化必须是全球化的企业基因。

　　他现在的挣扎，更像是情感上对过去的难以割舍，这充分体现在他近期的人事调整中。李东生对《商务周刊》承认：“当企业调整真正涉及到个人的利益时，我还是比较多的会顾忌到一些感情方面的东西，所以在我们公司里面，老员工的职位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