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土地确权进行得并不顺利。

南安河村村委会支书冯国立介绍，当时村里共有120亩稻田、350亩耕地和1200亩林地（包括果树）。以村中1500多农业人口计算，每人理应分得1亩。

但当时由于部分农地用于长期租赁，实际可分配的农地并没有那么多，最后村里每人实际只分得4分地。“不过我们还是明确每人有1亩地的地权。”

海淀农林委相关人士介绍，这样的“有权无地”的现象在北京郊区不少见。因为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在进行家庭联产承包时，不是所有农民都要地，所以有相当数量的农地是由村集体来进行对外承包的。

比如，当时北京的集体经济比较强，而且当时北京企业的劳动力也处于紧缺，在农产品不值钱的现实下，一些村民对土地的积极性不是很高。

海淀农林委说，承包出去的地确实难以收回，提前收回不是不可以，但要按合同法给予补偿，而且有些地块是大片经营的。“所以，就出现有些土地只能在名义上属于农民。”

村民李长坡对此就不能理解，他拒绝在合同上签字，因为实际分到手的土地只有4分，“我们怎么能在1亩的合同上签字呢？”

不满270元的年补偿

南安河村每亩地种果树每年都有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收入，补偿与其相比，距离太远。

“分到手里的是4分地，但我们不否认他有1亩的地权，差的6分地，我们按每亩每年270元的标准给他们确利了，每年都发。”支部书记冯国立说，当时村民不肯签相关的合同，但每人都要了这个钱。

南安河村的土地“确利”方法是，村里的总收入减去总支出，之后的盈余平均分给每个村民。

2004年，南安河村全年收入近110万，其中包括每年出租土地的收益有八九十万元。但要除去人员工资、村民用水、老人补助等款项，每年可以用于确利的钱款是20万元，所以平均每人每亩得利270元。

海淀农林委的一名官员说，北京各地方的做法确实不一样，按理只能是土地承包出去的收益用于分配，有的村则把全村的收入集中起来进行分配。海淀最高的达到了2000元每亩，少的只有100多元。

李长坡就觉得不公平，毕竟现在每亩地种果树每年都有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收入，与270元比起来相距太远。

南安河村的村域面积有8480亩。有些村民认为，应该肯定有更多农地是可用来确权的。之后，王瑞茹等5人被选为群众代表，寻找村里“可以确权的土地。”

王瑞茹之所以入选是因为，她是该村特吉祥床上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被村民认为见多识广。

王瑞茹和代表们很快发现，村中的胡纪坑子有40亩地未曾确权。2005年3月30日，他们向海淀国土局举报。

调查证实，这40亩地确实被村委会卖了，用于修建六环路，共卖得58.6万元。村支书冯国立承认有此事，但是他说，当初只涉及土地20亩，而且那是荒地，按规定是不需要确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