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的时候，诸位太太和女儿张罗着晚餐--米饭、馕饼肉丸，还有咖喱鸡肉。我们按照传统的方式用膳，在地面铺上桌布，坐在遍布房间的坐垫上，每四人或者五人共用一个大浅盘，用手抓着东西吃。我不饿，不过还是坐下了，跟爸爸、法拉克，还有霍玛勇叔叔的两个儿子一起。爸爸在晚饭前喝了一点烈酒，还在跟他们吹嘘风筝比赛，活灵活现地描述我如何将其他人统统打败，如何带着最后那只风筝回家。人们从大浅盘抬起头来，纷纷向我道贺，法拉克叔叔用他那只干净的手拍拍我的后背。我感觉好像有把刀子刺进眼睛。

后来，午夜过后，爸爸和他的亲戚玩了几个小时的扑克，终于在我们吃饭那间房子倒下，躺在平行摆放的地毯上呼呼入睡。妇女则到楼上去。过了一个钟头，我仍睡不着。各位亲戚在睡梦中或咕哝，或叹气，或打鼾，我翻来覆去。我坐起身，一缕月光穿过窗户，弥漫进来。

"我看着哈桑被人强暴。"我自说自话。爸爸在梦里翻身，霍玛勇叔叔在说呓语。有一部分的我渴望有人醒来听我诉说，以便我可以不再背负着这个谎言度日。但没有人醒来，在随后而来的寂静中，我明白这是个下在我身上的咒语，终此一生，我将背负着这个谎言。

我想起哈桑的梦，那个我们在湖里游泳的梦。那儿没有鬼怪。他说，只有湖水。但是他错了。湖里有鬼怪，它抓住哈桑的脚踝，将他拉进暗无天日的湖底。我就是那个鬼怪。

自从那夜起，我得了失眠症。

又隔了半个星期，我才开口跟哈桑说话。当时我的午餐吃到一半，哈桑在收拾碟子。我走上楼梯，回房间去，哈桑问我想不想去爬山。我说我累了。哈桑看起来也很累--他消瘦了，双眼泡肿，下面还有灰白的眼圈。但他又问了一次，我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我们爬上那座山，靴子踩在泥泞的雪花上吱嘎吱嘎响。没有人开口说话。我们坐在我们的石榴树下，我知道自己犯了个错误。我不应到山上来。我用阿里的菜刀在树干上刻下的字迹犹在：阿米尔和哈桑，喀布尔的苏丹……现在我无法忍受看到这些字。

他求我念《沙纳玛》给他听，我说我改变主意了。告诉他我只想走回自己的房间去。他望着远方，耸耸肩。我们沿着那条来路走下，没有人说话。我生命中第一次渴望春天早点到来。

1975年冬天剩下的那些日子在我记忆里面十分模糊。我记得每当爸爸在家，我就十分高兴。我们会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一起拜访霍玛勇叔叔或者法拉克叔叔。有时拉辛汗来访，爸爸也会让我在书房里喝茶。他甚至还让我念些自己写的故事给他听。一切都很美好，我甚至相信这会永恒不变。爸爸也这么想，我认为。我们彼此更加了解。至少，在风筝大赛之后的几个月里，爸爸和我相互抱有甜蜜的幻想，以某种我们过去从未有过的方式相处。我们其实在欺骗自己，居然认为一个用棉纸、胶水和竹子做的玩具，能弥合两人之间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