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外来的思想、文化、理念、准则到了中国，都必然是中国化。例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最终是中国化（禅宗佛教），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终也是中国化，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传入中国，最终也是中国化，即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理，中国股市引进西方国家成熟股市的理念、文化和估值标准，也必须坚持中国化，中国背景、中国基础、中国特色、中国定价标准、中国话语权。近代史上那种“鬼子进庄、汉奸引路、崇洋媚外、欺压国民”的耻辱历史，在中国股市再也不能重演了！

“5·30—6·5” 连续五天暴跌21%，这是什么概念？有人说这是牛市中的正常调整，我则认为是“人工股灾”。因为，美国1929年经济危机引发的股市大崩盘，两个月也只下跌了20%，1987年美国股灾，也只下跌了13%。也许只有在这样的对比中，管理层才能清醒认识到这场“人工股灾”的严重性。

引发“人工股灾”的表面原因是“印花税风波”，而其深层原因则是管理层在估值标准上自乱阵脚。

第一、将“平均市盈率”这一非科学概念滥用至今。在统计学上，一般不使用平均概念，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指数CPI，不是统计所有商品的平均物价，而是采集若干样本商品价格；轿车市场、服装市场、彩电市场，也从来不统计平均车价、平均衣价、平均彩电价。在国外股市，从来不使用不统计平均市盈率，如美国和香港只统计30个和36个样本股的市盈率。唯独中国在股市对1400多只股票统计平均股价、平均市盈率，作为股市估值的标准，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统计。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从证监会到证券业协会、沪深交易所，从经济学家到各种媒体，从分析师到广大投资者，都众口一词地谈论平均市盈率。

第二、将不同股市不同内涵的市盈率作错误比较，矮化中国股市。科学的比较法的基本要求是，比较的对象、参照系、标的物必须一一对应。然而，前不久摩根斯坦利、大摩、高盛等国际投行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等一再强调：“中国股市40多倍平均市盈率远远高于国外股市16—20倍市盈率标准，泡沫严重，估值过高”。“上证指数应下跌20—30%才合理”，呼吁中国政府出重拳进行调控，香港李嘉诚也抨击：“中国股市50—60倍市盈率太高”（唯独不讲他在中国卖的楼盘价太高），包括“5·30” 管理层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调高印花税200%，引发人工股灾，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比错了对象、参照系和标的物，把中国1400多只股票的加权平均市盈率与国外30多只样本股市盈率比高低，正好比拿同体积的钢铁与木头比重量，拿黑夜与木头比长短般的荒唐，从而得出了中国股市估值过高，泡沫过多的错误结论，作出对中国股市自我矮化、自相残杀的错误决策。如果说国内的管理层、经济学家、基金、分析师和投资者是因无知而作错误比较的话，那么，国际投行、QFII、海归经济学家也这样比，那就是明知故犯，甚至别有用心。在估值比较上，中国人都中了洋人的奸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