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威尔斯的科幻作品，人们不难发现，他与法国科幻小说家凡尔纳还有一点重要差异。两人的着眼点颇为不同。凡尔纳赞扬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发现与发明，用瑰丽的色彩描绘了科学发明的巨大威力与贡献。威尔斯在肯定科学技术发明积极意义的同时，还利用科学幻想的形式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谴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种种黑暗与丑恶现象，抨击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主义掠夺的残酷性。这一点在前面提到的《时间机器》和《星际战争》里就有所反映。列宁曾将伦敦贫富悬殊的两个阶级称作“两个国家”，而威尔斯则从进化论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极端的表述。在他的《时间机器》一书中，由于长期的阶级分化，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竟然进化成了两类截然不同的生物，相互之间不可理喻，充满仇杀。在《星际战争》中，威尔斯将火星人入侵与殖民行径相比较，揭示了二者等量齐现的残酷无情：“不要忙着谴责火星人心黑手毒，还是先回想一下我们人类曾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灭绝生灵的勾当，我们不仅灭绝了一些动物，如欧洲野牛和渡渡鸟，而且也灭绝过低级的人类种族。塔斯玛尼亚人尽管具有人类的一切特征，还是在欧洲移民发动的历时五十年的种族灭绝战争中被屠杀得一个不剩。我们自己残酷无情，又怎么能责怪火星人争雄斗勇呢？”

　　有人称威尔斯是达尔文和柏拉图的结合体，柏拉图的理想国思想形成其科幻作品的社会伦理意义，而达尔文的进化观点则是其科学现的出发点，这不无道理。不过在威尔斯的科幻作品中，对人类未来和科学未来的关注是交织在一起的。在《星际战争》一书中，作者也表明了这样一种担心：认为人类也有可能进化成火星人的形象，因为人类使用大脑和手的机会最多，脑袋会发达膨胀，每个手指也会长长，形似章鱼。而由于机器人的广泛运用，交通工具的发达，人类的腿脚也有完全退化的危险。这种前景不兔触目惊心，然而在这种景象的描画里却蕴含着一种象征性的警示：科学发展有其副作用，人类的特征可能遭到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