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里倒有一户门当户对。他是我小学同学，没上完小学就出去打工了，我们见了面，双方答应了。对我来说不知是忧、是喜、是悲、还是痛。我郁闷极了。

有一天，我和母亲就地坐在自家用土垒堆起的门前，村子里有人找去砖厂干活的，我去了。

在这一段时间，我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他身高只有1.6米，身材瘦小，说话声音很好听，大概就因为这些吧，我和他私订终身，远走他乡，去寻找希望中的生活。

他把我领到了他的家里，见到他的家人，他的父亲很苍老，像个老爷爷，他母亲身高1.4米多一点，是个袖珍女人，还有一个患病秃了头的哥哥，我惊呆了，像一只迷失方向的小羊，我是为了寻找希望跟他来的，可是这里有什么呢？

那是1999年深秋，我和他在一个不足一米宽的小瓦房里住到了一起，结束了我的少女时代。那年我十七岁。

然后，我们在武安的一家私营小煤矿安顿了下来，我丈夫工资每月只有400元钱，却承受着沉重的体力活。在荒芜的半山腰，上夜班的丈夫迎着凛冽的寒风一次又一次推着煤，他的双手裂满了大大小小的血口子。

我的精神几乎崩溃了，经常无缘无故就哭起来，他手足无措，不知道说些什么来劝慰我。我得了精神抑郁症，哭，每天哭，想我的母亲。几十天后，我常常吃不下饭，出现了一系列妊娠反应，整个人已经憔悴不堪。

我想做人流手术，我丈夫拉着我的手执意不肯，医生善意地提醒我：“你如果做了手术将来会有不育的可能。”我犹豫了，我为创造自己的生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办。

终于，在一个夜晚，我想家，睡不着觉，我拨了我家邻居的电话，来接电话的是我母亲，她说：“闺女，你在哪儿呢，你回来吧！”听到母亲颤抖的声音，我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泣不成声。

1999年冬至，我带着被撕裂被折磨得没有一点承受力的心，和矮小的丈夫一起回去了，我没敢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四姐家。她为人开明，是我那些姐姐中唯一一个不以貌取人、以势看人的好姐姐，她只问我：“他对你好吗？好就嫁了吧。”

我丈夫被我家人追回到了他的家，他没有责怪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父亲病倒在了床上，他把我拒之门外。我多么渴望回到家里，哪怕它穷困潦倒。我想住进那破旧潮湿的房子，在妈妈身边好好睡一觉。

我的家人给他的家人下了最后通谍，拿两万块来领人。我出走期间对丈夫的家庭情况基本摸清了，我的家人是不想让我身在泥坑跳火坑，想让他家人知难而退，就此罢休。

我被从四姐家接到了二姐家，二姐看出了我的情况，问我是不是怀上了孩子，我默认了。姐姐都很同情我却又不知道该怎么挽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