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满清文字狱正炽期间，亦有人仗义执言，指斥其非，如曹一士（官至御史、给事中）在乾隆初年便上疏，“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并禁挟仇诬告”，他指出：“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因此建议“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讦之风可息矣”（《清史稿列传九十三·曹一士传》）。据说“上亦如其议”，事实上乾隆口是心非，只是虚与委蛇，照样我行我素，屠糜天下。曹一士“在言官未一岁，而所建白皆有益於民生世道，朝野传诵。闻其卒，皆重惜之”，受到世人的敬重。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伦理规范，如古代中国的儒家体系，现代社会的人权理念；社会的有效运转，或曰“长治久安”，均建立在对这些伦理规范的维护和支持之上，如果对其粗暴践踏或慢性腐蚀，最终将导致“亡国灭种”，此即古人所阐释的“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史记·管晏列传》）的道理。

　　“告密”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社会腐蚀剂，如果任其风行，人人自危，搞到“ 亲朋挚友亦须防”的地步，像《红楼梦》中探春冷笑着说的：“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第七十五回），其结果必然是正人君子侧目，小人无赖扬眉，那实在是社会的悲哀，民族的悲哀，遑论什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