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亲亲相隐”原则被历代所遵循，其要有三：一、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二、告发应相隐的亲属有罪，唐至明清的法律甚至规定，审案时如果命令得相容隐的亲属作证，涉案官员处刑；三、两类罪行例外，一是谋反、谋大逆、谋叛等重罪，因为这类罪或直接侵犯皇权，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另一类是亲属互相伤害罪，因为如果不容许告诉，被告人失去自我保护权利，家族关系也难以维护。

　　东晋元帝时，卫展为晋王大理，他上书反对“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的作法，因为“伤顺破教，如此者众。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晋书·刑法志》）。梁武帝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出庭，作证其母有罪，法官虞僧虬表示：“案子之事亲，有隐无犯，直躬证父，仲尼为非。景慈素无防闲之道，死有明目之据，陷亲极刑，伤和损俗。……景慈宜加罪辟。”（《隋书·刑法志》）景慈被判流放交州。元至治二年，驸马许纳之子苏拉告发说：“臣父谋叛，臣母私从人。”英宗斥之曰：“人子事亲，有隐无犯。今有过不谏，乃复告讦！”下命杀掉苏拉（《续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元纪十九》）。

二、“告密”大行其道的四个朝代

　　“亲亲相隐”原则使亲属之间的相互告发大为收敛，但其他人，如乡里、朋友、同事、上下级之间的告发绵绵不绝，在统治者有意或无意的怂恿放纵下，时而暗流涌动，时而浊浪拍天。自秦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数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告密运动，倾家荡产、人亡族灭者数以千、万计。

　　一次是汉武帝时“告缗”，严格说来，这是一次经济行为。汉武帝穷兵黩武、骄奢淫逸，国库为之匮乏。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汉武帝颁布了“算缗”和 “告缗”令，搜括财富。“算缗”就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１２０钱），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抽税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的车每辆征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条征税一算。个人财产必须首先自报，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此即“告缗”。凡揭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没收的资产分一半给告发人，以作奖励。右内史义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汉书·酷吏传》），汉武帝知道后大怒，以“废格沮事”（即抵制破坏法令实施）的罪名将义纵弃市。于是全国算缗大行，告缗成风，“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汉书·食货志第四下》）。北宋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年）实行“手实法”，类似于“算缗”和“告缗”，“其法，官为定立物价，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资货、畜产随价自占。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器、食粟而辄隐落者许告，获实，以三分之一充赏。”（《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宋纪七十》）但因弊端丛生，仅实行一年便停止，中丞邓绾曾指出其危害和废止的原因： “凡民养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尽令疏实，则家有告讦之忧，人怀隐匿之虑。商贾通殖货利，交易有无，或春有之而夏已荡析，或秋贮之而冬即散亡，公家簿书，何由拘录，其势安得不犯！徒使讼者趋赏报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