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作为中国最大的数字图书馆运营方，超星似乎一夜之间由产业的奠基者被丑化成了行业的最大盗版商，回顾整个事件，只要稍微梳理下就能发现，事件的起因无非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锐的几本有争议的著作，除此而已，其余的都是一些妄加猜测的流言。但看看事件的演进似乎令人嘘唏，一个小小的事件居然能变成一连串的妖魔化运动。从吴锐声称“授权书是伪造的”、超星公司已被吊销，到超星要卖给Google、超星打算退出，甚至超星授权书15-20%是真实的、超星受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庇护等等，在版权问题时隐时现的数字出版变局中，超星成了被讨伐的“替罪羊”。

就数字版权产业的发展轨迹来看，出现版权上的争议和侵权事件是最寻常不过的。早在04年，作为同一战壕里的书生公司也遭遇过版权诉讼，这说明版权是中国数字化图书进程中不可跨越的瓶颈。反观超星遭遇的“群殴”，从不可避免地出现版权纠纷，到受到一连串的打压，整个事件已经被放大到不可理喻的地步。用一位专家所言，看完整个事件，除了有几本书存在版权争议外，其他的都是“以讹传讹”的流言。但如果真正放到中国数字化版权的大背景下，又是芝麻大点的小事。根本没有必要拳脚相逼，更没有必要相互攻击。

但恰恰是由小事引发的“口水战”，加载到一家企业的头上就可能是灭顶之灾。而从数字图书产业发展的大局上考虑，无论是吴锐的连续发难，还是超星从最初的一头雾水到现在的反唇相讥，双方都是不理智的，而舆论的不理智更使该事件不断升格。其实，中国图书数字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回顾书籍的发展史，从甲骨刻字到简策丝帛，从简策丝帛到纸张，从手抄到雕版，从雕版到机器印刷，从纸张到数字化图书的出版。技术的革命往往会与传统发生碰撞和冲击，也势必将引起利益的纠葛，但就像人不能因噎废食，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一样，数字化出版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超星事件最终也仅仅是个小插曲。

当然作为学者和专家，是图书版权的持有者，理所当然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版权法律规定得很清楚，没有授权的话就是侵权。双方可以坐到谈判桌上协商解决，相信在版权上总能找到一个利益双方都满意的平衡点。但如果作为一个学者以“版权争议”为要挟，甚至利用学者的权威身份做大作“文章”，就有些不合乎情理了。一般来说，学者不同于平头百姓，骨子里应该有学术的务实和塌实。而按照常理，在数字图书的探路者和作者、学者间，数字出版运营方处于一个舆论的“弱势地位”，媒体和公众更倾向于学者的论调。因此才会有上述一系列“子虚乌有”的不实信息频现于报端，而紧接着又是媒体的“更正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