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之初到木桶原理

林建南

荀子和韩非子是著名的人性恶论者。荀子专作《性恶》篇，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韩非子师承荀子，认为人皆“挟自为心”。这与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形成了人性学说上的冤家死对头。

在今天，这千古争论并没有继续，我们以科学的态度，认识到人之初并无善恶，唯有可塑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然而，由于不同的人性论基础，提出了不同的治理国家的方法，作为历史的经验，却仍然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三论截然不同，对应的治理思想又是怎样的呢？

荀子韩非子认为人性本恶，于是要制定律法，惩治人之恶，维护社会的稳定。儒者以为人性本善，所以重视人的教育，要通过教育使人回归本来“善”的本体，从而使人人遵守社会秩序，天下太平。作为客观人性者，在治理理论上本着人后天可塑性的客观事实，认为人有善有恶，又有可塑性，所以，应该是既重法制，又重教化。从历史看，三者都 有成功的例子。秦先用商鞅，后用李斯，承继的全是荀、韩法家思想，国富民强，一统天下。汉朝“独尊儒术，罢拙百家”，致有文景之治；北宋中兴，赵氏竟说是凭借“半部论语”，这些都可以说是儒家的成功。今天，我们讲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又是一番成就。那么，人性三论，谁更有利于治理，在这些历史面前，不是有些迷茫了吗？

其实并不是这样。历史上成功的治理例子，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运用了某论某说，按今天我们辩证的观点来看，导致治理成功的因素应是多样的。但治理确实需要从人性的因素去考虑，只是不能简单用人性三论去论断。我们仔细分析前面举过的历史上治理成功的例子，就会发现，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们都抓住了“现实社会中人性有恶”这一个相同点，去思考治理的方法。不管是人性恶论者以始终有恶为依据，还是人性善者以人性本善而后有恶为依据，或客观人性论者以人性本无善恶而后有恶为依据，都是抓住了“有恶”的主要矛盾，来制定治理措施，对症下药，才会有治理的实效的。

这就使我想到行政管理学上的木桶原理，亦称限定因素原理。该原理认为，木桶能盛多少水，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木条。它指“行政人”越能清晰地了解达到行政目标起主要限制作用的因素，则越能有针对性地拟定各种行政计划和行动方案，其实质是界定行政目标实现过程中的主要矛盾。那么，回到人性论与治理的话题上来，这个人性“有恶”，正是木桶原理中“最短的那块木板条”，是国家治理中的一个主要矛盾。不管是荀子、韩非，还是孔子、孟子，或是今天的我们，都要抓住“最短的那块木板条”，所制定的治理方针才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