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快乐和幸福程度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构成的，其中制度、文化和心理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对生活水平的预期及其实现程度，人们在生活和就业方面的压力及安全感，社会是否给人们提供了相对公平的机会，离婚率、犯罪率、司法公正程度，民主和政治方面的透明度和官僚的腐败程度等等，这些都影响着社会的净经济福利和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因此，快乐经济学的研究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它为政府在以上各个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因而遭到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主流经济学除了质疑“看法调查”(attitudesurvey)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外，还把这种研究斥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左翼倾向。

快乐经济学家们并不否认其研究的政策倾向，他们强调快乐经济学并不单单是对人类情感的研究，其最终目的是使经济学更好地造福于人类和帮助指导公共政策。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过于注重经济增长，而应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些在实质上可使人民更加快乐和幸福的事情上。比如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改善教育条件等。虽然这些活动不会直接增加人们腰包里的现金，还耗费巨资，但却能有效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和人民的幸福水平。快乐经济学还对古老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注入了新的政策含义。许多研究证明，尽管人们不喜欢物价上涨，但失业会使人们更加不快乐，因此，政策制定者即便冒着通货膨胀的风险也应促进稳定的就业。

快乐经济学研究与构建和谐社会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人们的效用函数是凸型的，即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因此收入由富人向穷人的转移会增进整个社会加总的福利水平。尽管这种收入再分配会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但是如果这种转移带来的穷人效用增加与富人效用减少之差，即效用净值的增加大于效率的损失，那么，这种收入再分配政策仍然是最优的。

凸型的效用函数还意味着收入期望值的效用大于效用的期望值。其经济含义是，人类的本性是厌恶风险，他们宁愿接受平均较低的稳定收入而不愿冒平均较高但大起大落的收入的风险，这也是保险学理论的最基本原理。效用函数的这一本质特征为我国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健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一个发达、成熟、和谐的社会，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每个公民在生病时能得到适当的治疗是文明社会的最低要求。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健体系，保证每个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不仅可以直接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而且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增长的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解决全球性经济失衡的根本出路，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