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两本书之外，伦敦的《泰晤士报》在传播有关中国形势以及慈禧的反面形象方面，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家报纸著名的记者、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异常活跃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Morrison），本人不懂汉语，长期雇佣巴克斯为翻译兼助手，将巴克斯编造的大量故事当作新闻传播到西方。可以说，当年《泰晤士报》上的有关中国报道，在作为信史采纳方面，都是有所欠缺的。如针对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发生的著名的翰林院大火事件（参见我的博文《翰林院之毁：义和神拳纵火八国联军打劫》），有相当一些德国人在回忆录中对莫理循表示不满，认为他的报道失实，他们认为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太大，所以英国的媒体只会往自己政府脸上贴金，无法客观报道。

　　令人关注的是，西格雷夫的这本书指斥精通媒体运作的李鸿章，在假新闻的制作和提供方面，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将西方媒体玩弄于股掌之中，为其个人的政治利益服务。需要指出的是，我认为在西格雷夫这本号称严肃的翻案作品中，对于李鸿章的评论，至少从形式上看不如那些翻案文字那样严谨，甚至容易给人在将慈禧形象回归“人性”的同时又将李鸿章妖魔化了。有关李鸿章的话题，我收集了不少西方和日本的史料，我们今后再细致讨论。

　　有关慈禧的这些反面形象再转回中国被史学界和政界普遍采纳，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常识”。直到1973年，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休·特雷弗·罗珀（HughTrevor-Roper）经详细分析，揭露了巴克斯伯爵是个骗子，所谓的“景善日记”，就是他伪造出来的。

　　西格雷夫的这本书，就是使用了莫理循和巴克斯从未公开过的日记以及赫德爵士(SirRobertHart)留下来的77本日记，认为慈禧“不是恶魔，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怪癖，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极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

　　在他的著作中，慈禧从来就没有实际上控制过这个帝国，她只是那些握有实权的男人们的摆设：先是恭亲王，后来又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他认为，“以欧洲为背景悬揣两宫太后的情状，对于欧洲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西方，最有权力的王太后是两位凯瑟琳：一位是凯瑟琳·美第奇，1560-1574年间的法兰西摄政，她所施行德宗教迫害和血腥统治，到1572年8月的圣巴塞洛缪日7的新教徒大屠杀时达到顶点。另一位则是俄国的凯瑟琳大帝，她在情人的帮助下谋杀了她傻乎乎的沙皇丈夫，独立执政达34年之久。这二者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太后，“一位拥有来自其已故丈夫的财产或头衔的寡妇。”然而，西语中的“Dowager”（英语：继承了亡夫爵位的遗孀）和汉语中的“太”并不完全相同，这造成了他们对慈禧身份的误解。西方术语“dowagerempress”（太后）暗指一位王室（别的方面亦属平常）的女性成员，爬到了高于自己身份的位置上，从而能操纵一个国家的全部权力。因此，当这一术语被西方人用到慈禧头上的时候，便具有了一种言过其实的意义，并强化了他们的猜测：她通过高妙的手腕获得了这一头衔。然而，身在东方，又是一个女人，（按照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的标准）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因此，他们同时又声称：她既狡猾又愚蠢（这是那个年代很流行的典型的矛盾修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