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号称已经拥有完整的电影工业，在亚洲，韩国电影依旧没有超越日本电影。从战后五十年算起，如果去罗列日本的诸位大师级人物，从黑泽明开始，到小津安二郎、大岛渚、今村昌平，会是一长串令人高山仰止的名单；但是，如果掰着指头算韩国有哪些电影大师，几乎想不起一个名字来，韩国电影走入人们的视野，似乎只是近二十年才有的事。
不过，就算是罗列最近的几部普通商业片，日本的是知裕和，轻轻松松拿出一部《花之武者》，温暖谈笑间瓦解了整个武士传统；中岛哲也则把一个普通的社会边缘人（《松子，被嫌弃的一生》）塑造成人们的心灵上帝，用幽默的方式也可以赚足你的眼泪；而韩国电影，会让你记住许多模糊不清、大同小异的扮酷面孔和冷峻造型，但始终缺乏不经意间使人心灵震撼的人物和故事。
或许，曾为亚洲侵略者的历史和屈辱战败的国家记忆，教会了日本知识分子用一种幽默的态度考量自己，所以我们总是会在日本电影里，寻找到一种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我解嘲的精神；而韩国电影里，要么还是国家民族主义的严肃不轻松，要么就是个人挣扎的抑郁和沉重。通过韩国本土大片《生死谍变》和《太极旗飘扬》，人们会看到一群黄皮肤的人，在一本正经的演绎美国好莱坞故事；不过借助最近在美国杀人的那个韩国小子，我们又似乎感受到一个东方杀手才有的传统理性（人类历史上，除了中国春秋战国时的刺客、二战结束前的日本武士，再也看不到如此把杀人当工作一样认真完成的冷静杀手了）。
这就是矛盾的韩国人和韩国电影，因为缺乏历史的积淀，所以太多青春期的执著和冲动，即使有理性，也是属于肉体层面，只有中国的年轻一代会把韩国文化当个宝。在急切“脱亚入欧”的过程中，韩国人自己始终面临着身份的焦虑，并且因此而摇摆不定，时而想学美国人搞国家至上，时而又敏感捍卫民族的心灵。
当然，因为韩国政府的多元文化态度，韩国电影界对年轻导演的资助，以及电影分级制度的明晰与宽容，韩国电影的“青春期写作”总还是会有让人眼睛一亮的作品。在这些主题与基调接近的影片里，有两个人最值得关注，一个是年轻导演金基德，一个是嘎纳影帝崔岷植，事实上，通过这两个人，也就基本上可以带出大部分韩国最优秀的电影。
金基德的电影很多都是年轻一代的收藏：《漂流浴室》、《春去冬来》、《时间》、《坏小子》。就和所有的青春期导演一样，他更加关注情感和欲望；每个平静唯美的镜头图像里，却总是含蓄的流动着欲望的焦灼和冲突。
《漂流浴室》那场混合了情爱、谋杀、暧昧、血腥的故事里，普通的男女之情蜕变为一次灵魂的狩猎和生命的捕捉。残酷的旁观视角始终和故事的人物保持着距离，似乎又在提示我们这不只是一个普通故事，更是对现实的真实隐喻。
《春去冬来》就是个佛教寓言，关于世俗欲望和道德信仰之间的微妙博弈。金基德用悲悯的心态诠释生命周而复始的本质，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主题，却是一次非常平静、充分、从容的影像哲学思考。
最值得关注的还是《时间》，一个以存在主义为指向的爱情故事。依我看来，叫《时间》还不如索性叫《他人即地狱》。两个年轻人为了彼此心灵的融合与占有，不惜一次又一次用整容的方式试探对方的态度。这种情感的捕捉与狩猎，延续了《漂流浴室》的主题，但是借助一种更加日常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更显得残酷和无助。
从金基德开始，韩国人在那个全面克隆西方的电影工业之外，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同时，从崔岷植开始，韩国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民族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