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参加破坏队，是我的幸福。60年了，别的不说，我至少还活着。平安、平静。河南省退休单位还给我社保金。我不要求什么，要不对不起地下死的兄弟们。他们有什么？我很幸福。”

　　破坏队当年不仅有上千队员，还有政工队、文工团、卫生所、修械所等辅助单位，破坏队还在大别山区建立了抗战子弟学校、华强烟厂、纺纱厂、被服厂等后方基地，工人没有工资，每天只管两顿稀饭，全部收入都用来支持破坏队抗日。

　　破坏队中有夫妻战士，有像何惠民夫妇这样的随军夫妻，还有丈夫在队上、妻子在后方工厂干活的夫妇。行军路上儿女夭折，甚至在途中不得不丢掉孩子，是很多破坏队家属的真实经历。对母亲来说，这可能是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痛苦回忆。但是，战争又让他们不得不咽下眼泪，默默承受。

　　男人们拼杀在前线，女人们所作的贡献和牺牲，她们所承受的巨大苦难和痛苦，是没有战绩的丰碑。

　　周毓松

　　日军为我的战友立碑

　　2005年6月14日。信阳，京广铁路旁边的民居。

　　屋子里的地面一阵颤动，窗外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周毓松习惯了这样的声音和动静有60年。他的家，距离铁路不到20米。当年，这条铁路被他和战友炸得支离破碎。

　　一口京腔的老人，仔细地梳理自己的历史。

　　1920年，祖籍北京的周毓松生在河南，父亲在铁路上工作。1937年，周毓松从安阳考到郑州的扶轮中学。学才上了一年，日本人打来了，周毓松背着家人，参加了破坏队。

　　“虱子，见过吗？”周毓松说，1938年破坏队在焦作修武驻防，十几个人住在人家的羊圈里，打地铺，晚上伴着牲口睡觉， “顺脖子一抹拉，就是一把虱子”。

　　“一身虱子也光荣呀！那时候可不叫虱子，叫‘抗战虫’！”

　　周毓松说，埋雷、置炸药，破坏队员干的都是“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危险活，稍不小心，或情况突变，都可能炸死自己。

　　刚开始，他们是采用电气发火引爆炸药的方法，因为队员需要在铁路不远处守候，容易暴露目标，十分危险。毕竟是铁路工人，熟悉机械和电工，他们发明了特种地雷——“启闭器”，能在埋置后，不须专人看守打火，就可以自动引爆。

　　敌人多次挨炸后，为避免机车受损，就在车头前顶上两辆平车，装满石块。埋雷爆炸后，只炸平车，难毁机车。

　　“铁路工人有技术，脑筋转得也快，总有办法变化多端，搞得鬼子防不胜防，晕头转向！”

　　在无可奈何之际，敌人只好用电车开道，有雷就炸电车，无雷才让军车通过。

　　周毓松扬着稀疏的眉毛，坐在小板凳上，半挺着身子，大挥着手，眼神里有当年的机灵和凌厉。

　　敌人黔驴技穷，炸昏了头，就在长期挨炸的道清铁路西段，新乡到博爱靠太行山的一边，挖了深宽各丈余，延连一百几十里的护路沟，还每隔一里建座碉堡，共计一百多个作为护路点，强迫附近村民昼夜看守。

　　破坏队的连连出击搞得日本人哇哇大叫，在徐州沿街敲锣哀叫，“破坏队的英雄们，你们若不再炸，我们也不扫荡！”

　　让周感慨的是，他的敌人日本人为他的战友立石碑。

　　1937年12月20日，还都是刚十八九岁的一总队班长朱子贵、队员欧阳润山、副班长焦增奎、队员潘文锦四人在道清线狮子营站埋雷，被敌人发现扫射，四人中弹负伤。

　　眼看鬼子步步紧逼，班长朱子贵忍着伤痛用最后一点力气勉强站起来，扑倒在炸药箱上，引爆炸药，四人全部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