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630年开始派出遣唐使，由于造船技术落后和航海知识匮乏，途中船毁人亡事件频生。贞观五年（631），第一批遣唐使到达长安时，唐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并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高表仁历经艰险回国后，“自云路经地狱之门，亲见其上气色蓊郁，又闻呼叫锤锻之声，甚可畏惧也。”（《唐会要》）

高表仁的表述或许有夸大之嫌，但千余年前横渡东海，确实要经受生死考验。日本人甘冒鲸波之险，意欲得到什么呢？《旧唐书》（日本国传）已经给出答案：“开元初，又遣使来朝，……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遣唐使源于遣隋使，据《经籍后传记》记载，第一批遣隋使便为求书而来：“是时国家书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隋天子。”第二批遣唐使回国（654）后，大使吉士长丹因“多得文书宝物”而获封户、晋位、赐姓，可见求书多寡还会影响仕途。

有唐一代，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日本的典籍究竟有多少？9世纪后期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参照系。该目录辑入汉文书籍1579部17345卷，约当《隋书·经籍志》（36708卷）的一半、《旧唐书·经籍志》（51852卷）的三分之一强。如果考虑到这是在皇室图书馆（冷然院）遭祝融之灾后编撰的残存书目，那么其数量应该说是非常惊人的。

三、书籍之路在传播中华文明、造福周边民族的同时，以“佚书回归”的形式有效地拓展和延伸了汉文书籍的生存时空

2000年3月，笔者游学日本期间，有幸在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皇家图书馆）亲睹《杂抄》写本原件。此残卷内题“杂抄卷第十四/曲下”，抄录唐人乐府类诗34首（另散文1篇），其中18首《全唐诗》未收，堪称“海外遗珍”。

唐代的文献典籍，距今千有余年，世人偶得一纸半叶，视若拱璧镒金。由于自然造化和历史因缘，日本公私珍藏唐代典籍颇富。据大阪市立美术馆编撰的《唐钞本》，仅日藏唐代写本就有《经典释文》、《唐诗卷》、《翰林学士集》、《赵志集》、《六祖慧能传》、《新撰类林抄》、《本草集注》、《文馆词林》等43种，其中不乏中国散佚、日本仅存的“佚存书”。

唐末至五代，中原板荡，典籍散毁严重，吴越国王遣使日本、高丽，赍重金请抄天台遗书。日本遣日延为“缮写法门度送之使”，高丽谛观也接踵而来，以至“一宗教文，复还中国”。由此可知，书籍之路并非自西徂东的单通道，而呈往返环流之状。

尤其是清代黎庶昌、杨守敬等掀起的东瀛访书热，使大量域内失传已久的珍籍完璧西归，中国文化遗产得以保全和延续。书籍之路的国际性意义，或许就在于此。

四、书籍之路的文明涵义：凝聚着更多的中华文明的精神创意，因而具有强大的再生机能，可以超越时空惠及后代

“沙漠，驼队，西方，夕阳西下，背负的是鲜艳的丝绸，这是古代的丝绸之路；大海，船队，东方，旭日东升，运载的是飘香的书籍，这是古代的书籍之路。”我曾经如此描述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的不同景观。但是，两者的区别不仅限于地理特征，应该根植于更深的文明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