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凯力说，资费问题是体制改革的一个杠杆，体制上的问题往往集中反映在资费上。电信企业作为我国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企业，更应当有对广大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感。电信企业的利润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北京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李贺林说，电信行业的定位是一个公共性的、自然垄断性的行业，应该是一个微利行业。在这个基础上应该考虑价格的定位，而价格形成的机制，不应该由电信企业或某一部门说了算。应该充分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并引入听证程序，使通话收费标准的确定公平化、透明化，充分论证手机资费标准的合法性、正当性、合理性。

　　刘俊海说，电信行业是一个带有较强垄断色彩的产业，既然坐享垄断市场份额的机会，就应当接受政府更多的价格管制，接受社会平均利润率的约束。要构建和谐的通讯消费环境，彻底理顺消费者与电信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真正实现利益双赢，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资费确定机制和电信营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