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源斌记忆中，那时候他是泡在证交所的。每天早上9点就去，下午15点等股市结束后回家，已经累得只能睡觉了。刚开始也是散户，后来进了中户室，再后来进了大户室——但并不是因为资金雄厚而进的大户室，而是和一起炒股的同学混进去玩的，也远远地见过当时大名鼎鼎的杨百万，心中不以为然，虽然杨百万算他们的上一辈老股民，“那时候我自己也心高气傲，从2万到20万元，一下子就到100万元”。第一次挣到100万元，心中很迷惘，觉得自己也算有钱人了，这辈子的目标怎么这么早就完成了呢？

可是很快，100万元又变成了20万元，“刚开始觉得不能接受，后来反复多了，觉得这就是投机的常态，金钱就和数字一样。要不这样才奇怪呢”。那时候做投机还透支，“这种行为肯定不符合规定，但大家都混熟悉了，有时候就自己拿交易员的电话直拨市场下指令，“透支的额度至少是100%”。有的人因为透支而输得精光，“听说自杀的都有，但我也不在乎，整个人完全是混沌的”。

当时在沈源斌交易的营业部的负责人唐仪说:“那时代还比较混乱，透支还是经常发生的。”交易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管好各个人，“不是说每个人都允许透支”。允许透支的人，第一要有风险承担的能力，“输了要认账”;第二要有挣钱能力，输钱了还能挣回来，“和牌桌上的道理一样”。而沈源斌就符合这两项要求，“他有很好的赌客心态。”唐仪笑言。

也就因为看好沈源斌，唐仪把他拉进了自己的交易所，让他负责机构投资管理，“那时候，证券交易所留不住好的人才，做得好的交易员不久就自己当炒家了”。而沈源斌则正好相反，他是自己当炒家久了，有机会运转更多资金，心中很高兴，“但是他不肯拿我的工资，只是义务帮忙”。

“但是那时候没赚什么钱。”沈源斌还记得，自己当时上午炒股票，下午炒期货，结果股票上赚的钱都输在期货上，一天就输掉几百万元，也不觉得惋惜，但“股票市场上赚钱基本上已经很稳当了，源源不断提供了资金”。唐仪印象中，当时只有20多岁的沈源斌已经是很好的技术分析人才，“有的人在股票上有天赋，他就有那种天赋”。唐仪的朋友中不乏在伦敦金融学院里学习了股票交易的人才，“但是学习了也不一定有用，那些朋友照样会输钱”。

股市上的赢利并没有改变他的具体生活，“每天还是上班下班一样地炒股，回家了就住在小房子里。”那时候，沈源斌还和父母亲一起住，父母亲让他买房子，事事都讲投资概念的他觉得当时楼市还没到最低谷，买房子不划算，所以一直拖着不买。“但是钱来得容易，所以花钱不心疼，去一趟欧洲花了50万元买首饰和名表。”可这种生活也没有给他带来乐趣，“我和老婆都觉得，这些东西买来了又没什么用，觉得很无聊”。

1995年12月发生的一件事情改变了沈源斌，当时他手中有大量替机构管理的股票，因为中央政策调整，他预感到整个市场可能会立即有变化，当晚去深圳出差调查，第二天抛掉了手中的机构股，保证了机构没受大损失，而他自己持有的股票没时间抛，结果损失惨重。唐仪说:“我们就是那时候开始合作的。”她就是那时候开始认识到沈的忠厚和可靠，“要是仅仅是技术高手，我们是不会考虑他的”。沈源斌也一下子由小股民变成了投资公司的合伙人。

因为几个人的合作，整个投资变成了思考性的行为，沈源斌也变成了更成熟的投资者。“从前习惯以小搏大，因为那时候没钱，但是现在更喜欢无风险套利，追求稳定回报。”在2002年之后，他们几个人把所有资金投向了法人股市场，“那时候我们已经不看好二级市场了”。法人股迟迟没有进入流通领域，股票市场上的回报也越来越少，那是沈源斌心中无数的阶段，加上父亲的病，“那时候也会紧张，看看自己手中的现金没剩下多少了，还要承担每个月家里的一切开销”。可也就是这样的空闲时间，让他能反思自己前些年的紧张人生，“突然觉得，那样的每天买进卖出是多么荒谬”。他觉得，短线投资就是一种消耗时间和金钱的行为，“表面上有挣钱套利的快乐，但再回头一看，今天挣的钱，明天就赔掉了。不去看清股票市场的大势，靠听消息过日子，永远是初级股民”。而选择了法人股，当时看似失败的投资，现在看起来，却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表面上是运气，其实还是建立在对股市的走势分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