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觉得，短线投资就是一种消耗时间和金钱的行为，“表面上有挣钱套利的快乐，但再回头一看，今天挣的钱，明天就赔掉了。不去看清股票市场的大势，靠听消息过日子，永远是初级股民”。

沈源斌还不到40岁，看上去一点不像一个有钱人，倒像个体育运动爱好者。高大的他穿普通的棉布外套，手中的高尔夫球包有点显眼，但在今天的上海，这也不是什么新贵的标志。新一轮股市交易使他的身家又翻了几番，近亿元的收益在前面默默等待着他。

他不会每天看股市行情，对他而言，那是10年前的习惯，现在的他雷打不动的安排是每周的高尔夫和瑜伽课。眼下人生里最得意的事情是:40岁的他，身体明显比10年前要好，刚去医院检测过，医生对他的身体状况大加赞扬。而近年唯一的烦恼是，每年有几场推不掉的应酬，应酬中一定要喝酒，“都是我们所投资企业的年终活动，免不了喝酒”。而对身体的爱惜已经到了一定程度的他而言，喝酒就是受罪，要几天才能缓过来，能逃掉一场是一场。

“父亲去世对我影响很大。”沈源斌的父亲因癌症在2003年去世，当时他手上已经有几千万元的资产，尽管大部分还在股市套牢，但是手中的现金，也足有几百万元，“那一刻在医院黑黑的走廊里，只有一个想法，就算有这么多钱，也救不回父亲的命了”。喜欢总结经验的他，于是得出身体远比金钱重要的结论。

他觉得父亲就是生活习惯不好造成的癌扩散，“他整天就是打牌，从来没有过什么别的运动”。所以现在他自己彻底爱上了运动，“想想从前在电脑前一坐一天地炒股票，真是恍如隔世”。

眼下的这场牛市行情兴起的时候，他也不怎么激动，他说:“都经历过了。”他觉得这场面和15年前他刚进入股市时候极其相像:“申银万国门前全是排队入市的新股民。”不激动的另一个原因是，手中没有多大的资金，不能投入地去炒股票。他的大部分投资，在一个尚有几个月才可以入市流通的法人股上，那时候他的资产就可以翻几番了，“因为手里有好牌，所以对这轮牛市就没那么投入”。他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是不爱钱，只是因为心中有数，所以没那么激动。钱对于他而言，现在确实只是数字的变化，“我又没什么庞大支出，就是过日子，几年前就觉得自己的钱是用不完的，对钱越来越没有概念了”。

15年前，他也是刚入股市的新手，1992年辞职的时候，心中还是有些胆怯。毕业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他那时刚工作两年，而且是事业单位编制，再怎么不好每月也有近百元的收入——离开它意味着从此走上了一条不甚安稳的道路。“那时候我家在曹家渡附近，离开单位所在的浦东高桥很远。”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上班，更大的问题是:高桥离市区至少有两小时车程，离开证券交易所实在太远了。

“当时每天至少要跑几趟证交所，实在没办法两头兼顾，在这种情况下，就交了辞职报告。”交报告那天，心里虽有些不舍，但还是很有底气的——他最早进股市的3000元已经变成了2万元，“那是什么概念？可以算是我当年工资水平20年的收入总和”。

一方面他相信自己炒股的才能，另一方面，他总觉得，“更大的社会变化要来，那时候已经有征兆了”。他的熟人中，有的去了刚开张的希尔顿酒店工作，“每月的收入有四五百”。在沈源斌看来，这种差别不仅仅代表着财富的差别，也代表着社会有了更多的机会。

他一直管炒股、炒楼或别的投资行为叫“投机”，至今也没有改口。在他看来，这种投机是他这个平民家庭的孩子上升的唯一渠道，“还在上大学时候，看见报纸上有国债行情的消息，那时候，多数人还不知道国债是怎么回事”。他回家让父母拿出积蓄，全部买了国债，那次的收益多少已经忘记了——因为后来是父母亲去银行拿的赢利。也许就因为有这次成功的投资经验，所以到他辞职时候，父母才没有阻拦。